硅谷之謎與中國鏡鑒：小而巧的起跑

　　“直到1927年Frederick Terman教授到達斯坦福，這一切被改變。”Edison指出，硅谷自此迎來了對其自身命運至關重要的一些思考。這包括——如果說后來者最好應跑在在位者的相反方向，那么大系統的另一極端是什么?什么是此時的新技術?一個沒名氣的大學可以做什么?

　　他們找到的答案是——“對零件進行優化”、“晶體管”和“靈活性”。

　　此后，通過Terman的努力及多名重要晶體管技術人物的加盟，斯坦福逐步建立起以其為中心的生態系統并支持和發展基于半導體技術的晶體管，全美晶體管技術中心隨后轉移至此。而當斯坦福集成電路實驗室建立，通過不斷開發并應用新技術，斯坦福也逐漸成為新技術、新工藝的重要來源。

　　值得一提的是，幾乎是在同時，Terman開始幫助從斯坦福畢業的學生建立公司以使以后的斯坦福畢業生能在附近找到工作機會;1953年，斯坦福開展了給當地工作人員提供工作期間繼續受教育機會的計劃，以提高當地技術和管理人員水平。

　　另一邊，風險投資結構也在成型：在斯坦福晶體管技術和應用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半導體產業出現了Fairchild(仙童)半導體公司，并由其分裂再產生出Intel、National Semiconductor等重要半導體公司。這些成功企業家們，又源源不斷付錢去支持新高科技企業的創建。

　　緊接下來的局面是——包括高科技律師、風險投資家、地產開發商、亞洲新移民(1965年新移民法允許接受外籍工程師和教授)、世界各地工程師和研究人員們等更多投機成員蜂擁而入，硅谷服務業也隨之一路飆升，此地開始不再成為臨時住宿的“賓館”，而有更多人選擇留了下來。

　　換言之，如果說最初硅谷沒能獲得進入科技圈的通行證(大系統創新和真空管技術)，那么它朝另一個小而靈活的方向(“零部件創新”和晶體管技術)跑去，并通過最短的奔跑路徑，在50年后奪得了最高榮譽。

　　求圓半徑

　　“但這一最短奔跑路徑，仍值得琢磨。”

　　8月31日課程后某個陽光明媚的早上，舊金山美中交流協會副會長葛濱坐在位于硅谷Hayward區的辦公室中說。他也是斯坦福政策研究中國培訓項目顧問、圣何塞州立大學國際部中國培訓項目首席學術顧問。

　　過去十幾年中，葛接待過的中國赴硅谷考察隊數以百計。他向記者透露了另一個真實故事。

　　上世紀90年代，就“全球化中如何提高競爭力”課題，一行中國政府代表團在美國轉了一圈后抵達硅谷。在參觀完全球自定義電子技術、制造和服務解決方案供應鏈推進者Solectron的自由交流時間中，訪客開口問了一個本以為很尖利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