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戰爭」將重新定義21世紀！

如果華盛頓認為自己的技術霸權正在消失，這些制裁手段仍有升級的空間。我們這些認為美帝國主義仍然是地球上最危險力量的人，應該反對讓中國14億人民永遠處于技術劣勢的企圖。我們還應該讓半導體成為一種普遍的公共產品，而不是壟斷者牟利的工具，也不是強國地緣政治策略的工具。

對當今的全球資本主義而言，半導體的重要性不亞于能源。只有少數幾個國家能夠生產最先進的芯片，而對這些國家供應鏈的掌控正成為美中貿易戰的一個關鍵戰場。

《芯片戰爭:為世界上最關鍵的技術而戰》書評，作者:克里斯·米勒（Chris Miller）

如果說能源是全球資本主義的心臟，能源向全身輸送燃料氧氣以保持活力，那么它的大腦是由數萬億半導體芯片組成的。汽車、炸彈、電話、冰箱，甚至能源系統這些都依賴于芯片進行計算處理信息。在信息時代，如果沒有芯片，資本主義就會腦死亡。

對資本及其各個民族國家來說，保證充足的能源供應或半導體供應哪個更重要? 克里斯·米勒(Chris Miller)在他的新書《芯片戰爭》(Chip War)中為后者提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

與可以從許多國家購買石油不同，我們的計算能力的生產從根本上取決于一系列的瓶頸:設備、化學材料和相關軟件，這些通常是由少數幾家公司生產的，有些只有一家公司。沒有哪個經濟領域依賴如此少的公司。

因此，芯片既必不可少，又難以生產。這種結合使它們成為所有民族國家戰略思考的核心，尤其是美國的戰略思考。華盛頓只有通過主導全球半導體生產以及這種生產所依賴的復雜供應鏈，才能維持其帝國主義權力。

《芯片戰爭》講述了半導體產業從起源到現在的歷史。這是一本關于技術的書，有助于我們理解帝國主義和全球政治經濟的動態，即使米勒可能自己不會從這些角度來思考。

「芯片產業的崛起」

半導體的崛起完全與小型化微縮化有關。通過在相同大小的硅片上制造更多的晶體管，計算機的處理能力不斷增強。

“如果說能源是全球資本主義的心臟，那么它的大腦就是由數萬億半導體器件組成的”

最早生產芯片的公司之一是仙童半導體(Fairchild Semiconductor)，該公司被廣泛認為是硅谷走向繁榮的引領者之一。仙童在1960年銷售的第一款芯片有四個晶體管。今天，蘋果iPhone 14芯片中的晶體管數量是150億個。

半導體行業生產率持續提高的現象被稱為摩爾定律，以仙童創始人之一戈登?摩爾(Gordon Moore)命名。摩爾在1965年寫了一篇文章，預測在接下來的十年里，芯片上可以容納的晶體管數量將每年翻一番(他在1975年將這一數字修改為每兩年翻一番)。盡管摩爾定律的終結早已被預言，但摩爾定律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正確的。

美國政府是芯片行業起飛的關鍵。在芯片商業化的前5年里，約95%的Fairchild芯片被美國宇航局（NASA）或美國軍方購買。盡管民用市場很快超越政府部門成為芯片的最大買家，但美國半導體資本和美國政府直到今天仍保持密切聯系。

這種關系是由推拉因素決定的，任何特定時間內都需要各種力量的平衡。上世紀80年代，半導體行業的首席執行官們有一半時間都待在華盛頓，他們尋求美國政府的幫助，以阻止日本在該行業日益增強的主導地位。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當索尼和尼康等公司的威脅減弱，美國再次成為霸主時，芯片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們試圖不讓華盛頓插手所謂的“自由市場”。

半導體產業的崛起對美國的霸權起到了直接和間接的關鍵作用。在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國防部(DoD)確實擔心美國在軍事上落后于蘇聯。在威廉·佩里的領導下，國防部轉向了一種嚴重依賴半導體的軍事戰略，即所謂的抵消戰略。

“半導體產業的崛起對美國的霸權起到了直接和間接的關鍵作用”

佩里的目標是讓美國的導彈最精確，而不是在尺寸或數量上占優。在這一領域，在計算能力上遠遠落后美國的蘇聯無法與之競爭。1991年的第一次海灣戰爭讓美國在戰斗中證明了抵消戰略的有效性:半導體制導導彈準確無誤地擊中了巴格達的目標，向世界證明了華盛頓的軍事優勢。

對美帝國主義同樣重要的是，上個世紀的美國新興半導體公司決定逐漸轉移到海外生產芯片。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早在1969年就在臺灣建立了一家工廠。到20世紀80年代，正如米勒所寫的那樣，“美國半導體廠商分布圖看起來很像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基地地圖?！泵绹赡茌數袅嗽侥蠎馉帲Ｍ怆娮赢a品生產（尤其是半導體）確保了美國資本主義贏得了和平。

「全球化還是壟斷?」

事實證明，對于美國半導體資本來說，外包是一種非常成功的勞動力套利策略，同時也為亞洲經濟崛起埋下了種子。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由于擔心中國大陸的實力不斷增強，中國臺灣當局意識到可以通過使自己成為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重要組成部分來保證其對美國的持續重要性。

“中國臺灣當局意識到，可以通過使自己成為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關鍵組成部分來保證其對美國的持續重要性”

此舉成功地吸引了曾在德州儀器被忽視的張忠謀(Morris Chang)，讓他在中國臺灣成立一家得到政府全力支持的公司：臺積電。理論上臺積電是一家私營企業，但實際上是一家公有企業。

張忠謀的臺積電(TSMC)基于一種新的商業模式。臺積電將不再自己設計生產芯片，而是為世界各地的半導體公司生產芯片。外包芯片制造越來越有吸引力，因為生產芯片涉及巨大的資本成本，更不用說所需的技術水平了。

事實證明，臺積電的純制造模式比想象的還要成功。臺積電目前在全球生產的芯片中占55%左右，在最先進的芯片中占90%以上。它的客戶包括蘋果公司和美國國防部。臺積電成功實現了一定程度上讓這塊島嶼成為芯片供應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星的商業模式則不同，但三星也得到了韓國政府類似的支持，從一個為美國芯片生產提供廉價勞動力的地方，轉變為一個靠自身技術能力不斷壯大的芯片生產商。由于生產芯片的成本持續螺旋式上升，芯片生產的集中度已經達到了全球只有三家公司——臺積電、三星和硅谷的英特爾——可以生產最先進的邏輯芯片。其中人們還是越來越懷疑英特爾是否能跟上它在東亞的兩個競爭對手。

如果說邏輯芯片似乎正在走向雙巨頭壟斷，那么極紫外光刻機(EUV)的生產已經達到了完全壟斷的地位。EUV光刻技術在光刻膠上繪制納米結構然后由刻蝕機轉移到到硅片上，最終在每個芯片上雕刻數十億個晶體管。隨著摩爾定律的推進，制造越來越小的納米結構(目前只有5納米)變得令人難以置信地復雜。EUV光刻是如此昂貴和復雜，只有一家公司可以做到——荷蘭的阿斯麥公司(ASML)。

阿斯麥的光刻機制造成本高達數百億美元，每臺售價超過1億美元，其依賴于來自世界各地數百家公司的數十萬個部件。從某種意義上說，EUV光刻機是全球化的一個奇跡。

然而，所有這些分布廣泛的零部件都被整合到一家公司——這是全球芯片生產的一個明顯弱點。米勒還寫道:“最終來說EUV的制造不是全球化的，而是壟斷的?！?/span>

「芯片武器化的相互依賴」

隨著亞洲經濟實力在電子產品生產的支撐下不斷增長，有一個國家逐漸成為亞洲大陸的主要參與者。就像韓國和中國臺灣一樣，中國大陸最初是西方大型科技公司的低成本勞動力來源，并從那里發展成為一個技術強國——一個足以對美國霸權構成重大威脅的大國。

“中國大陸還沒有建立起一個能讓自己自力更生的半導體產業”

然而，與東亞鄰國不同的是，中國還沒有建立起足以自力更生的半導體產業。半導體是中國政府潛在的致命弱點。在美中貿易戰中，半導體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戰場。

美國在芯片戰爭的幾乎每個領域都占據上風。雖然半導體供應鏈的很大一部分現在在美國以外，主要分布在中國臺灣、荷蘭、韓國和日本等國家，這些都是華盛頓的盟友。美國本身在一些重要的半導體設備和軟件工具方面仍然處于壟斷地位。中國生產的芯片占全球的15%，隨著中國政府大舉投資，這一數字正在迅速上升，但這些芯片幾乎都是低技術含量的芯片。

在芯片戰爭中，中國有可以動用的杠桿。大多數美國最大的科技公司都在中國擁有重要的供應鏈。但這些主要是在價值鏈的低端，如果到了緊要關頭，這些公司可以將生產轉移到越南、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等國家，這些國家的勞動力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更便宜。

中國擁有的真正影響力來自其巨大的消費市場，美國大型科技公司的收入依賴于這個巨大市場。事實上，中國市場是如此誘人，以至于兩家美國半導體公司(IBM和AMD)甚至愿意用技術來換取市場準入。

然而，這些協議是在美國真正開始對中國施加壓力之前達成的。2020年5月，美國禁止任何使用美國芯片制造產品的公司(基本上是所有芯片制造商)與中國華為開展業務。

米勒從捍衛美國“國家利益”的角度出發，誠實地接受了美國政府所宣稱的對華為攻勢與網絡安全無關的事實。這實際上是為了阻止中國主導關鍵的新興技術，比如5G等。

在這方面，美國極其成功地限制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科技公司之一，其方法包括迫使盟友服從其命令。這一攻勢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華為不得不剝離部分智能手機和服務器業務，而其5G技術也因芯片短缺而推遲。

除了對華為芯片禁令之外，華盛頓還成功說服了與美國有廣泛聯系的阿斯麥公司(ASML)，不要向中國出售其最新的EUV機器。其他一些中國科技公司也被列入了黑名單。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實施了一套新的全面出口管制，防止任何美國個人或企業向中國芯片行業提供直接或間接支持。

“武器化的相互依賴意味著國家聯系得越緊密，沖突的途徑就越多”

中國對這一切幾乎沒有任何回應，只是發表了措辭強硬的聲明，并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出了申訴。米勒在拜登最新的出口管制之前撰文指出，美國行動與中國反應之間的不平衡表明，山姆大叔在芯片戰爭中擁有“不斷升級的主導地位”。

正如米勒引用政治學家亨利·法雷爾和亞伯拉罕·紐曼2021年出版的一本書的標題所說的那樣，出現的畫面是一種“武器化的相互依賴”。武器化的相互依賴意味著國家聯系得越緊密，沖突的途徑就越多。這與倡導全球化的專業人士告訴我們的未來幾十年將會發生的事情完全相反。這些專家沒有停下來探究他們預測的失敗，他們中的許多人現在已經無縫地轉向慶祝拜登對中國的制裁。

「等待行業“地震”」

相互依賴的武器化升級為戰爭并不需要太多沖突。在任何戰爭場景中，控制中國臺灣和維持臺積電的運營都將是雙方的關鍵目標。在《芯片戰爭》最后一章中，米勒模擬了各種場景，所有這些場景都有高度不確定的結論。但有一件事是明確的: 如果臺灣的芯片生產被切斷一段時間，其經濟影響將與全球疫情封鎖相當。這就是臺積電芯片在世界經濟中的核心地位。

甚至可能不需要一場戰爭就能將臺積電淘汰出局，臺積電的新竹科學園區工廠坐落在1999年發生過里氏7.3級地震的斷層線上。只要臺灣發生一次大地震，或者一次重大地緣政治誤判，全球資本主義就會崩潰。

芯片戰爭這本書有強烈的親美傾向。然而，這本書提供了大量證據表明，盡管美國可能不再享有單極時期的技術優勢，但它仍然是主導玩家，直接或間接控制著全球半導體生產的關鍵節點。中國的技術能力可能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增長，但美國已經表明，它可以有效地利用制裁來削弱中國的科技實力。

如果華盛頓認為自己的技術霸權正在消失，這些制裁手段仍有升級的空間。我們這些認為美帝國主義仍然是地球上最危險力量的人，應該反對讓中國14億人民永遠處于技術劣勢的企圖。我們還應該讓半導體成為一種普遍的公共產品，而不是壟斷者牟利的工具，也不是強國地緣政治策略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