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芯酸往事”：熬過多少苦難，才能實現追趕和超越？

客觀地說，中芯國際在創建過程中的確侵犯了臺積電的知識產權，張汝京事后自己也承認：“我們做錯了。”但中芯為之付出的代價，卻過于慘痛：賠款讓公司元氣大傷，基本失去了投資和擴張的能力，管理層也時常陷入內耗。這一情況一直到2016年才有所改變，而這時臺積電早已絕塵而去，差距越拉越大。

　　在中芯第一次認輸賠款的2006年，大陸芯片界又爆發了臭名昭著的漢芯事件，而國家組織的三大國產CPU“方舟、眾志、龍芯”又基本上都以失敗告終，整個輿論對半導體行業開展了無差別的口誅筆伐，負面評價鋪天蓋地，中國芯片再一次走進了至暗時刻。

　　鮑勃迪倫在成名作《blowin' in the wind》中唱到：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一個人要走過多少路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才能稱為真正的男子漢

　　再次元氣大傷的中國芯片業，也在問自己：“我們究竟還要走過多少路，熬過多少苦難，才能實現追趕和超越?”

　　6

　　在中芯國際被臺積電折騰地疲憊不堪的2008年，創辦展訊通信的武平也一臉憔悴：公司耗資數億研發TD芯片，卻被中移動“放鴿子”，遲遲無法商用;而在國產手機市場上，臺灣聯發科用廉價的山寨機方案搶走90%以上的份額，展訊股價跌到谷底。在股價最慘時，只要1億美金就能控制展訊。

　　金融危機時，中投在美國大量購買大摩、黑石等公司的股票，這讓武平感到眼熱，試圖游說將展訊的控制權買回來。“金融危機給了我們百年不遇的機會，我們可以花大價錢去救別的國家的公司，但也應花一點點錢去買中國人的高科技創業企業。”

　　但現實很骨感：南望王師一整年，王師來了一個連。

　　展訊遇到的問題，是當時整個半導體行業遇到的問題，那就是：在2000-2015年的某段時間，在一向支持半導體發展的國家力量，似乎突然間減弱了很多。

　　比如，中芯在長達6年的官司中，幾乎沒有得到官方的任何支持，這跟多年后中興通訊事件的“高層出面，官媒打氣”的盛況相差巨大(兩家公司都是國資占大股東)。而“909”等工程建設的眾多生產線，也沒有得到升級和擴張的后續投資。在中芯國際被臺積電牽制住后，華虹華潤等公司的產線逐年老化，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越來越大。

　　這期間，國家對半導體的支持主要體現在幾個政策方面：鼓勵軟件和集成電路發展的18號文、諸多863、973、核高基專項，01專項和02專項。但這些政策對于耗資巨大的半導體行業，尤其是芯片制造環節來說，無異于杯水車薪，只能用來續命，連跟上海外巨頭的步伐都很難，更遑論超越。

　　與此同時，風電和太陽能行業卻連續多年獲得巨額補貼。

　　中國的產業政策，由于牽扯到巨大的利益，背后有很多隱秘的規則，并非表面看起來那樣簡單。如果攤開地圖，你會發現中國眾多芯片龍頭公司，大部分都集中于上海，如中芯、華虹宏力、展訊、銳迪科、瀾起、芯原等。因此，有人隱約地看到了內中原因：中國集成電路產業政策的變化，跟產業聚集地上海的全國地位，似乎存在著某種聯系。

　　近年來，關于“上海為什么失去互聯網”這一話題的討論甚囂塵上。除了網友總結的種種原因之外，還有一個不為人知的原因：上海在互聯網發展最快的2000年之后，傾盡資源支持集成電路，把張江高科里塞滿了各類芯片設計、制造、服務公司，曾經產值占全國一半。而這條路，無疑是最難走的路，也是最不容易出成績的路，卻又是最應該堅持的路。

　　當然，無論是媒體熱議“上海為什么失去互聯網”，還是嚷嚷“靠燒錢送外賣永遠都做不出芯片”時，沒幾個人會記得上海這些年的堅持。

　　到了2015年，昔日風電明星—華銳風電，已經深陷造假和巨虧;昔日的太陽能明星—無錫尚德和江西賽維，已經破產重整。而國人猛然抬頭發現，每年進口的芯片已經有2000億美金，金額甚至超過了原油。

　　更為致命的問題擺在面前：中國哪個行業是制造業的命根子，哪個行業更容易被別人卡脖子?是風電?是太陽能?還是芯片?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2000年之后成立的部分芯片公司，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在2010年之后都慢慢結出碩果，以華為海思為代表的芯片設計公司和以長電科技為代表的芯片封裝公司，都憑借著市場化的機制、全球化的視野、高待遇的薪酬而逐步發展起來。他們用成績闡述了一個道理：

　　芯片的產業化，需要依靠無數百萬年薪的頂級工程師，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拿幾千塊工資騎自行車上下班的老專家們的無私奉獻。

　　如果不能正確認識這個問題，中國人只能在產業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中，去懷念那些記憶中的勞模和雷鋒。

　　7

　　2014年，已經沉寂多時的中國半導體行業，空氣突然炙熱起來，精通時事的人第一時間在小圈子里傳遞著消息：大錢就要來了。

　　在此之前的2013年，十幾位院士聯合上書，要求國家重新撿起對半導體的支持。這項提議得到了最高領導的積極回復。到了2014年9月份，規模達千億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基金掛牌成立，由財政部和國家開發銀行等實力單位出資，在接下來的三年中，它將徹底改變中國乃至全球半導體行業的生態。

　　為了避免出現像之前“909工程”等項目出現的種種問題，國家大基金采取了跟往常不同的投資方式：1. 尋找行業內好公司進行重點扶持，尤其是前三名的龍頭，都有機會獲得國家資金。2. 股權投資的方式，一般不干預生產經營，保證企業的獨立發展。

　　這種“廣撒網”式的股權投資方式，還沒有走到驗證成果的最后階段。但中國半導體行業這么多年下來，成功的經驗很多，失敗的經驗更多，總結起來無非就是一句話：如何調和資金、人才和機制之間的關系。從目前來看，暫時找不到比這種“廣撒網式股權投資”更好的辦法，盡管它可能也有不足，比如無法顧及小公司，可能形成產能過剩等。

　　我在2016年底離開了工作多年的私募，也加入到半導體投資的國家隊當中，在調研和投資的過程中，深切地感到：中國芯片行業已經擁有了走向成功的眾多因素：無數從海外回流的頂級人才(如梁孟松)，不斷壯大的國產工程師隊伍，卓越民企等樹立的標桿機制，國家充沛且持續的資金支持。

　　在重慶，我們看到很多頭發花白的日本專家，追隨著中國年輕的企業家在偏僻的開發區里拉制硅棒;在北京，我們看到本土培養的科學家在AI芯片發布會上意氣風發;在張江，一群從美國回來的中年工程師，把芯片方案的每項參數給我們詳細拆解;在江陰，從臺灣來大陸工作了近十年的高管，用一口臺灣腔向我們展示著那些獨家的中道工序技術。

　　在2017年8月，我跟同事驅車2個多小時，從上海市區來到了上海最南邊的臨港新城，這里坐落著張汝京繼世大、中芯之后第三次創業的工廠：研制大硅片的上海新昇。事實上，我抵達新昇時，張汝京已經離開了新昇的管理崗位(原因復雜，此處不表)。

　　這座吹著海風的工廠，是張汝京給上海留下的又一處寶貴的資產，從2014年到2017年，他在此工作了三年之久。臨港位置極為偏僻，配套尚不完善，往返市區路途遙遠，很難想象，一個70多歲的老人，像苦行僧一樣這里又艱苦奮斗了三年。

　　這讓我想起了張汝京父母的重慶歲月。往前追溯80年，在抗戰大后方的陪都里，張錫綸先生指揮工人煉鋼，劉佩金女士鉆研火藥，他們所在的兵工署第21兵工廠，一度生產了中國90%的重機槍。在那個江山飄搖的歲月中，張錫綸夫婦所持的信仰，無非也只有兩條：一是中國人不能輸，二是讓后代活得好點兒。

　　我們這個民族，盡管有種種不足，但韌性還是有那么一點兒的，再難的時局也走過來了。希望多年之后，中國過去的芯酸往事，能夠徹底變成遙遠的回憶，而非不斷重復的現實。

　　謹以此文獻給所有為中國半導體事業做出貢獻的人。

　　本文的撰寫，得到了來自中芯國際、德州儀器、華為海思、貝嶺、華虹、展訊、Intel、ASR等公司朋友的幫助，在此一并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