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芯酸往事”：熬過多少苦難，才能實現追趕和超越？

      受此激勵，首鋼準備再接再厲。2000年12月，首鋼找了一家美國公司AOS，合資成立“華夏半導體"，投資13億美金做8英寸芯片，技術來源于AOS。但很快，2001年IT泡沫導致全球芯片行業低迷，AOS跑得比兔子還快，華夏半導體沒了技術來源，很快夭折，而與NEC的合資公司也陷入虧損。2004年，首鋼基本退出芯片行業。

　　這是大型企業受地方政府“鼓勵”跨界做芯片的第一個案例，未來還會不斷重演。據說首鋼當年規劃的轉型方向只有地產做的還不錯，這種強烈對比蘊含的道理，足夠很長時間來玩味和琢磨。

　　面對越拉越大的差距，1990年9月電子工業部又決定啟動“908工程”，想在超大規模集成電路方面有所突破，目標是建成一條6英寸0.8～1.2微米的芯片生產線。項目由無錫華晶承擔，芯片技術則向美國朗訊購買，但最終結果是：行政審批花了2年，技術引進花了3年，建廠施工花了2年，總共7年時間，投產即落后，月產量也僅有800片。

　　嚴重虧損的華晶只能尋求外部幫助。曾經創辦茂矽電子的臺灣人陳正宇當時正在尋找機進度大陸，便與華晶談判，拿下了委托管理的合同。為了改造華晶，陳正宇求助于老朋友張汝京。張汝京當時剛從德州儀器退休，他來到無錫后，僅用了半年時間(1998年2月-8月)就完成任務，改造后的華晶于1999年5月達到盈虧平衡，項目才得以驗收。

　　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的“908工程”，使中國半導體又浪費了5年的寶貴時間。在無錫華晶還卡在0.8微米無法量產時，海外主流制程已經達到了0.18微米，差距呈現越來越大的趨勢。1995年，電子工業部又提出實施“909工程”，投資100億人民幣，由上海華虹承擔，與NEC合作，電子工業部部長胡啟立親自掛帥。在萬眾矚目下，建國以來最大的電子工業項目于1996年啟動了。

　　近些年習慣了強國語境的年輕人，很難想象上世紀90年代中國人面對與發達國家的恐怖差距時的那種絕望。909工程在國家領導人“砸鍋賣鐵”的批復下啟動，頂著巨大壓力背水一戰，克服了華晶七年建廠的悲劇，于1997年7月開工，1999年2月完工，用了不到兩年即建成試產，在2000年就取得了30億銷售，5.16億的利潤。

　　到了2001年，華虹NEC也遭遇了芯片行業的寒冬，全年虧損13.84億，這時批評又紛至沓來，無數媒體指責“光靠砸錢做不起芯片”。這時候的中國，幾乎沒有人知道三星越虧越投的“反周期大法”，更沒有人了解張汝京的“蓋廠一定要在行業低潮期”的理論，因此盡管華虹在2004年之后便恢復業績穩定，但在之后的十多年，再也未能獲得國家資金支持擴建升級。

　　總結從1978年到2000年的歷史：早期缺乏統一規劃，蜂擁引進國外淘汰的生產線，但這些設備在摩爾定律的驅動下，以超乎尋常的速度變成廢鐵;后期國家出面組織三大戰役，屢敗屢戰，最終通過“909工程”為大陸留下了一座勉強算合格的上海華虹。平心而論，這個階段中國與海外水平的差距，并沒有顯著縮小。

　　這些項目未能取得預想中的成功，深層次的原因有兩個：一是芯片行業更新速度太快，制程升級一日千里，國內八九十年代這種沒有連貫性的“擠牙膏”式投入，必然會陷入“引進-建廠-投產-落后-再引進”的惡性循環，效果很差;二是半導體相關人才實在是太弱，根本無法吃透引進來的技術，遑論自主研發。

　　另外，西方國家先后用“巴統”和“瓦森納協議”來限制向中國出口最先進的高科技設備，同意批準出口的技術通常比最先進的晚兩代，加上中間拖延和落地消化，基本上中國拿到手的技術就差不多落后三代左右。這種限制在上述重大工程中都得到了充分體現。

　　人才問題，率先在2000年左右迎來了轉機，大批有海外留學經驗、在頂級芯片公司工作多年的半導體人才，在這一時期回到中國。

　　在西雁東飛的回歸潮中，中星微的鄧中翰于1999年回國，中芯的張汝京于2000年回國，展訊的武平和陳大同于2001年回國，芯原的戴偉民于2002年回國，兆易的朱一明于2004年回國，他們帶著豐富的經驗和珍貴的火種，跳進了中國半導體行業的歷史進程之中。

　　2000年之后，中國芯片行業進入了海歸創業和民企崛起的時代。

　　3

　　在講述海歸和民企的時代之前，先跟讀者普及一個中國芯片行業有趣的迷思：大多數優秀的中國芯片公司，都成立于2000年之后的幾年。其中包括：

　　中芯國際成立于2000年;

　　珠海炬力成立于2001年;

　　展訊通信成立于2001年;

　　福建瑞芯成立于2001年;

　　匯頂科技成立于2002年;

　　銳迪科成立于2002年;

　　中興微成立于2003年;

　　華為海思成立于2004年;

　　瀾起科技成立于2004年;

　　兆易創新成立于2004年。

　　這里面的背景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培養的電子/計算機/通信類理工科學生，在80年代出國潮中率先留洋，畢業后留在美國半導體行業工作，見識和能力都得到了鍛煉。在2000年之后，這批人積攢了足夠多的技術沉淀和管理經驗，開始陸續從大洋彼岸回到中國創業。

　　半導體行業有一個獨特的特點：人才的培養周期長，就是通常所說的“板凳要坐十年冷”，大多數頂尖人才都必須要讀到博士。這跟互聯網行業截然相反，幾個年輕人聚在一起搗騰一個網站或者App就能融資的現象，在芯片行業幾乎不存在，而行業賺快錢的機會則更是寥寥無幾。

　　因此，改革開放后培養的理工科人才，首先在計算機、通信和互聯網行業建功立業，促進了騰訊和華為等公司的誕生，但要輪到芯片行業，則還需要等待更多的時間。80-90年代那些畢業的大學生，還不能承擔半導體研發的重擔，他們還需要更多的學習和鍛煉，尤其需要去全球集成電路技術集聚區-美國的硅谷。

　　這從側面回答了另外一個問題：為何80-90年代中國總是吃不透引進的芯片生產線和技術。原因很簡單：80-90年代承擔芯片研發重任的，應該是60-70年代的大學畢業的中年技術骨干，但在六七十年代，半導體專業的教授們都在下牛棚掃廁所，培養學生無疑癡人說夢。

　　所以中國很多東西表面看起來像是當前的問題，但本質卻是在為歷史還賬。

　　2000年后海歸的回國創業，是改革開放后高校招生正常化的延遲紅利，這里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展訊的創業過程：四位核心創始人武平、陳大同、范仁勇、冀晉都是1977年～1978考入大學(三個清華一個南大)，都擁有博士學位，都曾經赴美國留學，并在畢業后在硅谷半導體圈里工作。2001年，他們選擇回到了上海張江創業。

　　張江高科，上海，2002年

　　有兩個學校在在中國的半導體人才的培養地位突出：一個是清華大學，一個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這一土一洋的兩所學校，為中國芯片行業輸送了大批頂尖的工程師、企業家和投資家，數量遠超其他高校，并通過傳幫接代的校友關系，孵化出一批又一批的芯片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