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芯酸往事”：熬過多少苦難，才能實現追趕和超越？

      這種校友關系在清華學子朱一明的創業過程中體現的淋漓盡致：2004年，89級物理系的朱一明和85級電子系的舒清明準備創業搞芯片，找到了85級自動化系的李軍，李軍幫他們弄了一筆風投，并介紹給83級經濟系的薛軍，薛軍聯系到80級工物系的羅茁，羅茁掌管的基金投了200萬人民幣，又拉來81級電子系的鄧峰，終于湊了92萬美金開始啟動。

　　12年后，這家叫做兆易創新的公司上市，市值超過350億人民幣，成為A股炙手可熱的明星。

　　當然，校友之間也不總是這種共建社會主義的和諧局面。85級電子系的趙偉國掌控的紫光集團，在并購了77級電子系師兄武平和陳大同創辦的展訊之后，不久便遭遇到高通聯合大唐對展訊的狙擊，趙偉國在朋友圈里痛斥“漢奸”，將矛頭直指建廣資產實控人，同是清華校友的李濱。

　　事實上，今天整個華人半導體圈子，清華子弟占半壁江山，不過考慮到規模達幾千億的國家產業基金是由75級化工系的一位校友批準推動的，所以剩下那半壁江山也得仰仗清華。

　　2000年之后，西雁東飛為中國半導體行業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大批機制靈活的民營半導體企業成立，尤其是在芯片的三大領域中的芯片設計和芯片封裝領域，這種靈活的機制開始進入良性循環，并促使了海思、長電等一批企業率先進入各自領域的第一梯隊。

　　而在芯片制造領域，帶領300多位臺灣工程師回到大陸的張汝京，也在張江打響了第一槍。50多歲的張汝京不僅說服美籍太太，把全家家從美國搬回了上海，還把90多的母親劉佩金女士接到浦東(此時父親張錫綸已經仙逝)。在張江北區打樁機轟鳴的工地前，張汝京挽著母親的胳膊，一起見證了中國最先進的芯片制造廠的拔地而起。

　　但從2000年到2015年，擺在中芯國際面前卻又是一條輝煌、艱難和血腥的荊棘山路，在這十五年里，埋葬了太多中國半導體行業詭譎和隱秘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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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汝京在中芯國際的建廠過程中，充分發揮了他積累的各種資源和優勢，讓全世界見識了什么叫做頂級的“建廠大師”。

　　首先，業界聲望高企的張汝京有強大的資源整合能力，特別是在人才和資金方面。張汝京確定回大陸創業之后，臺灣地區和新加坡的大量人才響應他的號召，跟他一起回國。在資金籌集方面，他吸引到上實、高盛、華登(ps.芯片領域最好的投資公司)、漢鼎和祥峰等多家公司的投資，籌集到10億美金，2003年又募集了6.3億美金，一個人幾乎抵得上一個“909工程”。

　　另外，據說張汝京為了突破設備禁運，找到了美國五家教會組織為他做擔保，保證中芯的芯片技術不會用于軍事用途，最后才拿到了出口許可，但此事不可考證，甚至連中芯內部員工都覺得匪夷所思，因此權當段子一聽。

　　其次，張汝京深諳半導體建廠經驗，按照他的理論，“不景氣時蓋廠最好”，而中芯國際建廠的2000～2002年，正逢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滅后的半導體低潮期，中芯趁機購入了大量的低價二手設備，并趁天津摩托羅拉工廠經營不善，以低價換股的方式買下整個工廠。以此為基礎，張汝京僅花了3年就建立起了4條8寸產線和1條12英寸生產線，這個速度在全球范圍內都是史無前例的。

　　從2000年8月24日，中芯國際在浦東張江正式打下第一根樁，僅過了一年零一個月，到2001年9月25日，就開始投片試產。到了2003年，中芯國際已經沖到了全球第四大代工廠的位置，崛起速度令人咋舌。

　　中芯國際，上海，2012年

　　曾經有臺灣的朋友來大陸拜訪張汝京，回去跟臺灣媒體評價道：“Richard(張汝京英文名)連西裝都沒有穿，就是一件工作衫，披上件發舊的灰色毛衣，像個傳教士，辦公桌是三夾板拼湊起來的便宜貨。張說他有一個中國半導體的宏偉夢想，他為這個夢想要徹底獻身，好像甚至犧牲性命都可以，這個人不是為了賺錢才做這件事，這才是最可怕的?！?/p>

　　2000年，民進黨上臺，兩岸關系開始趨緊。在這種背景下，臺灣對大陸的技術限制變得愈加瘋狂，嚴禁臺灣高科技公司進入內地，“國寶級”的集成電路產業更是封鎖地嚴嚴實實。擁有臺灣戶籍的張汝京，自然成了陳水扁當局眼中的大敵，罰了他15.5萬美金作為警告，并要求他在6個月內撤資，而張汝京也是毫不示弱，直接宣布放棄臺灣戶籍，與臺灣脫離關系。

　　臺灣當局畢竟沒有跨海抓人的能力，所以它們的處罰并沒有阻止中芯國際飛速發展，真正的威脅來自張汝京的老對手臺積電。由于在建廠初期，張汝京聘請了超過100多位來自老東家世大半導體(當時已并入臺積電)和臺積電的工程師，這引起了臺積電的警惕，他們開始著手默默收集中芯國際竊取臺積電技術的證據，等待在關鍵的時刻給予中芯國際致命一擊。

　　2000年底，臺積電公司里一位叫做劉蕓茜的女士，收到中芯的加盟邀請后，準備離職奔赴大陸。時年53歲的劉蕓茜在臺積電內部擔任的是“質量和可靠性項目經理”一職。在辦理離職手續期間，她收到一封來自中芯國際首席營運總監Marco Mora(意大利人)的郵件，郵件中要求她提供一款產品詳細的工藝流程。

　　此事后來被臺積電知曉，馬上報告臺灣警方。臺灣警方反應迅速，立馬搜查了劉蕓茜在新竹的家，扣押了她的電腦。在電腦硬盤里，發現了Marco Mora寫給劉蕓茜的那封郵件和部分臺積電內部資料，以及她向中芯發送這些資料的郵件記錄。

　　2003年8月，在中芯國際即將在香港上市的關鍵時刻，臺積電出手了。在美國制裁中興的十四年前，大陸半導體行業最慘烈的一戰打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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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張汝京被父母帶著登船撤向臺灣的差不多同一時間，17歲的浙江寧波人張忠謀也在上海登船，與家人擠在一個狹窄的艙房里，啟程前往香港。

　　張忠謀在香港待了幾個月，就馬上申請去了美國哈佛大學，成為全校1000多位新生中唯一的中國人，后又轉學麻省理工學院，獲得碩士學位。1958年，張忠謀加入德州儀器，一路做到公司的三號人物，而1977年入職德州儀器的張汝京，名義上跟張忠謀有8年的“同事”關系，但跟媒體炒作的相反，兩人在此期間幾乎沒有任何交集。

　　1985年，張忠謀辭去了德州儀器的高薪職位，回到中國臺灣，擔任臺灣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而在此之前，五十多歲的張忠謀從來沒有在臺灣長期居住過。1987年，張忠謀創辦了臺積電，并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等到張汝京也從德州儀器辭職回臺時，張忠謀已經像日本的盛田昭夫一樣，成為臺灣地區的工業民族英雄。

　　2000年，張汝京的世大半導體被臺積電突然收購，這是他第一次跟張忠謀的正面交鋒。對世大這個快速崛起的競爭對手，臺積電用50億美金的代價，干脆利落的并購掉，將威脅消滅于萌芽中。而到了2003年，在對待張汝京的第二家創業公司時，臺積電的手法就沒那么客氣了，尤其是這家公司還位于蘊藏巨大需求的中國大陸。

　　2003年，搜集好證據的臺積電突然襲擊中芯國際，起訴地點也很有講究，選在了美國加州，要求賠償10億美金，而2003年中芯的收入僅有3.6億美金，這基本上就等于打架往死里招呼的意思了。

　　官司拖到2005年，中芯已經疲于應付，選擇了與臺積電和解，變相承認了“不當使用臺積電商業機密”，并賠償1.75億美金。在《和解協議》上，臺積電的法務團隊大顯神威，設置了一個“第三方托管賬戶”，中芯必須將所有技術存到這個賬戶里，供臺積電“自由檢查”，從根本上限制了中芯國際的發展。

　　但事情根本沒有完，一年半后的2006年，在中芯國際準備融資的前夜，臺積電再次出手，指責中芯國際最新的0.13微米工藝使用臺積電技術，違反《和解協議》。對此中芯反應強烈，堅決否認自己侵權，并準備了大量證明自己無辜的證據。由于臺積電還是在美國加州發起起訴，張汝京選擇了在北京高院反訴臺積電。

　　這一安排非常高明，并出乎臺積電的預料。由于大陸的審理時間早于加州法院，如果臺積電選擇積極應訴，那么就必須曬出自己掌握的證據，這樣就給了中芯在加州法院那頭應對和反駁這些證據的時間。中芯的律師對此信心滿滿，認為在“主場作戰”，雖然不一定能贏，但最起碼能獲得些許騰挪的空間和時間。

　　但可惜的是，2009年6月，北京高院駁回了中芯的全部訴訟請求，官司根本沒有進入到審理環節。3個月后，加州法院開庭，臺積電再次勝訴，中芯國際被迫付出更大的代價：在1.75億美金的基礎上，再賠2億美金，外加10%的股份。事后，臺灣媒體得意地稱：“我們從此控制了大陸芯片業的半壁江山!”

　　在接到律師通知的那一刻，張汝京在電話前放聲痛哭，第三天，他便引咎辭職，離開了為之奮斗了9年的中芯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