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平：“芯”路漫長

　　但他們一回到國內，馬上就遇到了體制怪圈。

　　“談的時候就發現這3億，是一筆一筆地給，第一筆最多給你 1000萬到3000萬，而且不承諾兌現時間。”武平回憶，“我們對資金何時到位根本沒有把握。”

　　更讓這些滿心要把硅谷創業文化帶回中國的海歸們失望的是，創業團隊的股權問題難以解決。因為當時國家的法律規定，以知識產權入股，經過專業評估后最多只能占到15%。顯然這個比例是無法吸引到如此眾多的高端人才的。日后，國家不斷修改相關法律，目前知識產權入股最高已可到70%。

　　如果這個新創企業歸央企下屬的話，那么整個薪資體系必須按國企體系走。國內的薪資水平根本無法負擔他們在海外的家小，而補貼也就是第一年給帶頭人一套房和一輛車。

　　“當時好幾家國有企業都有想法給錢，但是誰也解決不了這個結構性的問題。當初因為國家需要，我們把這個創業團隊弄起來，最后發現國家可能給不到你這個錢，還要在外面找。”

　　當時中國大陸還沒有市場化的風險投資，最后武平只能從海外找。這時美國的互聯網泡沫已經破裂。直到2001年6月，他才拿到臺灣富鑫和聯發科蔡明介的第一輪投資650萬美元，代價則是過半的股份。而展訊通信則不得不注冊在開曼群島。

　　顯然，650萬美元和3億人民幣是一個相當大的差距。IC設計行業需要投入大量研發費用，即使不考慮人力成本，光較為低檔的芯片單項研發費用一般也不低于100 萬美元。有風險投資人跟他們打賭，如果他們能在一年內開發出GSM芯片并且一次流片成功，就接著投資。

　　武平他們的確做到了。但第二輪融資的難度遠遠超過預期。受“911事件”的沖擊，整個美國資本市場處于凍結(Freeze)的狀態。“我們本應該是大幅溢價融資的時候，‘911’使得我們的談判能力大打折扣。”武平回憶說。

　　當時他接觸的部分投資商采取拖延戰術，希望等展訊耗盡談判資源與資金后再以低價入股。武平說，當時他為了爭取有利的談判地位，找了12名在硅谷的清華同窗，一共湊了150萬美元作為過橋資金硬頂著，期間公司所有員工降薪一半，高管停薪3個月。最終，在眾多投資界朋友幫助下，展訊從海外融資近 2000萬美元。武平說：“資金到位那天，財務告訴我，公司賬面上的資金數字是零。”

　　雖然在絕境中復生，但代價高昂。“第一輪融資后，我們幾個核心創始人的股份數量都近兩位數的，但這輪之后，都變成了個位數。其實這是自殺式的融資，稀釋非常大。”

　　2004年和2006年，展訊又先后進行了兩輪融資，主要為了研發TD以及2G芯片量產。張江創投、聯想創投、華虹國際、上海實業等國內機構也陸續跟進。“雖然融資價格比較高，但稀釋的還是我們團隊的股份。”在上市前，展訊已經形成了海外投資人主導的股權結構，整個創業團隊加員工也不過約18% 的股份。

　　武平一度希望展訊能夠在香港或者國內上市，但投資方大多偏好退出更方便的美國市場。當他看到今天的國民技術在深圳創業板獲得50倍以上市盈率的追捧時，贊賞感慨。如果展訊能在創業板上市，以其技術含量和公司業績，現在可能也是第一股。盡管展訊在目前三家美國上市的中國IC設計公司中，市值還算領先。

　　和武平相比，中星微的鄧中翰與無錫尚德的施正榮無疑要比他幸運得多。

　　1999年，中星微是在中關村科技園區成立兩個月后注冊的，亦是中國實踐“硅谷模式”的首家公司。信息產業部電子信息產業發展基金以1000萬元人民幣的投資作為啟動資金，管理團隊以知識產權折股35%。雙方還約定，日后進行股權融資時，管理團隊持股比例不變，即只稀釋政府方面的股權——到上市前信產部的1000萬原始投入只占10.9%的股份，而管理團隊股份不變，光鄧中翰的個人股份就達到11.8%。

　　2001年，施正榮的尚德太陽能成立，無錫地方政府牽頭，8家當地企業聯合投資600萬美元。施正榮占25%的股份，其中技術股占20%，折合 160萬美元，現金股5%，折合40萬美元。此后，隨著國有股份的主動退出，又一輪外資私募的進入，最終施正榮在上市前控制了約54%的股份。后來，有媒體報道稱之為“首富政府造”。

　　今天，施正榮和鄧中翰仍然按照自己的意志領導著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