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臺銘：華為要戰勝思科 必須要與富士康合作

　　實際上，富士康的轉向，代表了大多數處于“中國制造”底層鏈條的參與者，他們的去初級化道路，已經開始。

　　富士康每年幾百億美元的出口，幾乎每年為深圳貢獻了超過15%的出口額。對于電子信息產業占GDP比重超過50%的深圳市而言，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實際上已經開始了其漫長的“產業升級”道路，直到金融危機到來前，在土地資源緊缺，成本上升加劇的現實背景下，深圳市也已著手鼓勵包括富士康在內的制造型企業，將其低端制造環節遷出，轉而引入更為高端、能耗更低的研發、設計環節。

　　優勢更迭：

　　“研發成本”取代“制造成本”

　　中國商務部長陳德銘在今年全國兩會的記者會上，舉華為為例說，華為2009年業績仍可保持90%的增長，華為的成功案例“給薄霧籠罩的經濟天氣，增加一點希望和春意”。

　　回看20年，華為的成長路徑呈現了一條完美而快速的去初級化路徑：他最早只是深圳一家代理交換機的小公司，此后逐步進入固網、數據、移動通訊領域的研發和生產，每一步都踩到了全球經濟和全球電信業發展的鼓點和節奏上。

　　尤其是2003年之后至今，中國的兩家電信設備商，華為與中興從國際通訊市場上三流廠商進軍一線陣營的步伐，是令人感嘆的。2009年，在通訊巨人北電破產申請，摩托羅拉正在日落西山，諾基亞與西門子、阿爾卡特與朗訊艱難重組的陰霾里，華為、中興已實際成功晉級系統設備商的全球第三和第五名。

　　把中國企業華為、中興的崛起簡單歸結為“中國制造”的成本優勢，已經遠遠不足以解釋中國這些年在人才儲備、產業鏈條、技術積累等等競爭環節上，在全球產業鏈條上扮演的角色變化。

　　事實上，早在金融危機引發全球的“生產過剩，產品過剩”崩盤前，代表珠三角制造業走在最前沿的中興、華為已經意識到，電信設備，這個代表全球競爭最為激烈的行業，已經從一個技術推動型產業，變為了一個以服務、高效研發成本競賽為核心競爭力的產業。

　　他們認為，電信行業，乃至電子信息產業，其技術趨勢，必然是越來越平臺化，標準化，由此帶來技術門檻的降低，轉向對快速服務能力、堅定的執行能力，以及高效的研發成本競爭力的要求越來越高。

　　歐美巨頭的沒落，實際金融危機只是一個導火線，其根本原因是，他們固執的技術導向和戰略失誤，以及研發成本的居高不下。

　　可以比較的成本公式是，中興、華為在研發投入上，目前已實際與北美各國持平(每年占銷售額的10%以上)，研發人員占比也已經達到，甚至超過了北美的員工比例(華為為43%，摩托為42%)，但是單個研發人員的薪酬成本比，中國本土與北美本土的差距卻高達1：4—1：5——北美實際上已經成為全球最貴的技術創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