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機瘋狂內幕調查

　　臥虎藏龍之地

　　“山寨機”名字聽上去有些草莽，但這一行業卻是臥虎藏龍之地。記者發現，很多代理商都有渠道經驗，由于獲利頗豐，一些以前做品牌機的代理商也加入進來，也有一些代理電腦和電視機的，由于行業利潤下滑，遂轉投“山寨機”。

　　早期走上“山寨”之路的人，主要與當時手機行業的大環境有關。經歷2002到2004年的短暫繁榮后，國產手機突然掉入冰窟，南方高科、科健、易美等一批紅極一時的廠家轟然倒地。這些公司的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部分進入其他品牌廠家，更多的是自己另起爐灶。但由于資金和實力不濟，只能偷偷摸摸地干“地下工廠”。

　　后來，國產手機持續低迷，市場份額由早期的50%以上，掉到2007年的30%左右，而且虧損嚴重，這一行不再是香餑餑。而干“黑手機”雖然風險高，卻有利可圖。于是，大量品牌廠商的人員加入進來。2007年10月，實施長達9年的手機牌照制度取消，“黑手機”得到了漂白，這些人就更加有恃無恐。
 

　　深圳市手機協會名譽會長謝麟振認為，“山寨機”老板的前身大部分都是正規手機廠商的研發或管理人員，是“另類精英”。他們熟悉行業的發展路徑和技術走向，對政策等了如指掌，對消費者的需求也了然在心。盡管面臨查抄的風險，但都在這個風口浪尖上樂此不疲。

　　由于“山寨機”毛利很高，令投資人熱情不減，特別是今年股市不景氣和樓市低迷，很多人都將投資注入這一領域。

　　“一般來說，生產‘山寨機’的資金準入門檻為500萬元。在深圳，這筆資金的籌集并不困難，找幾個有錢的朋友，花不了幾天就能湊齊。”張遠橋如是認為。

　　最肥的要數零售商，一臺800元的“山寨機”，零售商一般要賺200元，這種利潤，即使賣高端洋品牌也望塵莫及。所以在華強北，一個幾平方米的小檔口，每月租金高達上萬元，依然搶手得很。

　　記者同時走訪了深圳另外一些賣場，發現有些竟然不賣諾基亞的低端手機。“諾基亞中低端手機只有5%的毛利，除去柜臺費用等開支，基本無利可圖，甚至虧本。而高端手機的毛利會高一些，但銷量又不多。”一柜臺老板這樣告訴記者。

　　牽一發而動全身

　　2005年以來，深圳對“黑手機”雖展開過無數輪打擊，但治標不治本。

　　今年6月16日，深圳展開新一輪打擊“山寨機”的活動，經營者的確有些受驚，紛紛下柜避風頭。但記者7月16日發現，“山寨機”又已抬頭，而且膽子也更大了。

　　金立通信副總經理張高賢道出了“山寨機”難打的主因：“山寨機”頑強的生命力，不僅與政府打擊的間歇性有關，更主要的是深圳已經有數千家從事手機業務的企業，這些企業相輔相成，環環相扣，要想全方位打擊根本不可能——這些產業鏈上的企業，無論從政府稅收還是從解決就業來看，對深圳經濟的貢獻都不可小覷。

　　記者獲悉，深圳手機方案設計公司和手機生產銷售公司，主要集中在華強北，僅注冊登記的方案設計公司就有400多家，負責銷售手機的公司也有3000家，其他生產公司更無法統計。從科技園到華強北，這里90%的公司做的都是與手機有關的生意。僅現代之窗、賽格廣場和科技大廈等幾處寫字樓中，小型手機公司就有3000家左右，有的專門設計電路，有的專做主板設計，有的做外觀設計，還有專做原器件的，分工甚是細密，從業人數多達20萬人。

　　目前，深圳手機產量位居全球第一，鋰電池產量排名全球第二，手機產量約占全國一半。有著“中國電子市場晴雨表”之稱的華強北，其大量產品就是手機終端和相關元件、零配件。其中大多數是為“山寨機”提供的。

　　有專家預計，深圳手機產量占全球的1/5，加上產業鏈上的企業，產值在千億元以上，牽涉到數十萬人的就業問題，與地方政府利益攸關。因此，要想打擊“山寨機”，當地政府也難以下手，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

　　“深圳反映了中國特有的‘山寨機’現象。不能單純看誰在做這個產品就整治誰，產業鏈上其它環節就不管了，這樣治不了根。” 泰爾實驗室主任何桂立表示，“政府如果要想規范和治理‘山寨機’，應該把整個鏈條一起整治好。”

　　第三章 “山寨機”出路何在

　　“山寨機”風行的背后是國家稅收的大量流失，以及手機產業生態環境的破壞。

　　但“山寨機”也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小作坊式“山寨機”廠商，在有限的資金條件下，卻不乏創新思維，它們開發的產品新穎時尚，造型多樣，令人嘆為觀止。若能妥善處理好“山寨機”與正規品牌之間的關系，加以適當引導，對國產手機將大有裨益。

　　優點突出，問題不少

　　“山寨機”2007年出貨量多達1.5億部，絕非偶然，也非低價致勝這么簡單。國產手機正規品牌和洋品牌也都生產低端手機，諾基亞的低端手機價格甚至比“山寨機”更低。

　　但有一點是無法比的，幾乎所有“山寨機”都以功能全面而著稱，超大屏幕、超長待機、雙卡雙待、百萬像素攝像頭、MP3/MP4多媒體播放，甚至GPS導航功能一應俱全。品牌廠商要實現這樣的功能一點不難，但成本問題卻不容回避。

　　同樣使用聯發科的芯片，“山寨機”為何比正規軍更受歡迎，除了價格原因外，更重要的還在于它天馬行空的創意。國產正規品牌一味模仿洋品牌，少有自主風格。但“山寨機”卻準確把握了消費者的需求意向，不斷推出迎合市場、樣式花哨的新品。

　　張遠橋直言不諱，“現在的年輕人就是喜好聲音很響的手機，他們喜歡在大街擺酷。”于是，4個喇叭、6個喇叭、8個喇叭的“山寨機”都誕生了。還有廠家更是挖空心思，將手機設計成車模狀、手表狀、煙盒狀，甚至連水立方、鳥巢也不放過，讓人耳目一新。雖然這些東西談不上多少技術含量，但卻能投消費者的喜好。

　　在遠望數碼商城，一位學生模樣女孩的胸前掛了一款福娃手機，她向記者表示，“今年是奧運年，我特別喜歡福娃可愛的造型，準備再買一部送人。”記者發現，這款手機把福娃頭像和手機功能巧妙地融合了起來，功能頗多，價格卻不及一個受知識產權保護的福娃玩具貴。

　　北京郵電大學教授闞凱力對“山寨機”的創意褒揚有加：“比如，在外殼上刻上自己的名字，這些東西適應了消費者的需求。你可以說螞蟻啃骨頭，也可以說對像諾基亞這樣的廠商展開了一場‘人民戰爭’，這就是它們的優勢。”

　　“山寨機”的優點不少，但問題同樣突出，雖然它涵蓋了目前的熱門應用，卻樣樣不精。由于聯發科解決方案的普及性，使不具資質的小企業進入了這個行業，它們的產品工藝較為粗糙，質量也難穩定。

　　楊女士是“山寨機”用戶，兩個月前買的機，價格只要390元。讓她煩惱的是，使用不到2個月，手機就不能開機。但她的手機是不承擔保修責任的，只能自認倒霉。據悉，這類不保修的“山寨機”占很大比例。

　　現在，很多“山寨機”都把精力放在對外觀的追求上，忽視做工，鍵盤縫隙過大、外殼質感粗糙，而標榜的幾百萬像素圖像效果連30萬像素都不如。

　　在深圳一公交車上，見一小伙子正在用“山寨機”看電視，但隨著車速加快，信號開始斷斷續續，小伙子掃興地把手機塞進了包里。他告訴記者，當時就是沖著這一功能買這部機的，以打發上下班的無聊時光。但是，這種手機在很多地方沒信號，車速太快也不行，覺得有些上當。

　　拷問政府監管

　　“山寨機”火爆的背后，隱藏著一系列問題。

　　抄襲國際知名品牌的產品設計，在“山寨機”中較普遍，諾基亞、摩托羅拉、三星的暢銷品牌，都能找到對應的“山寨”產品，不僅外觀相似，功能也十分接近。iPhone還未登陸中國，山寨版的HiPhone早已問世，功能比真機還強大，消費者很容易掉入消費陷阱。

　　山寨機大行其道，給國家帶來了重大的經濟損失。據不完全統計，2007年僅增值稅一項，國家就損失178.5億元。“山寨機”的泛濫，表面上是那些趨利的手機廠家，但實質上是政府監管的缺失。“山寨機”沒有進入門檻，卻有超高的利潤，導致入行者趨之若鶩。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不是所有“山寨機”都不交稅，也有不少“山寨機”是在深圳注冊的，這種廠商肯定會交稅，只不過比正規廠商交得少。分析人士認為，這就變相默認了“山寨機”的合法化。

　　張高賢的評論較為客觀，“山寨機”對國產手機的沖擊很大，但這并不是決定性因素，在大環境不景氣的情況下，金立上半年的出貨量同比還是增加了10%。他指出，“山寨機”最大的弊端在于，破壞了國產手機的“生態平衡”，由于它的低成本，造成正規軍在價格上處于弱勢。這種混亂格局，影響了國產手機做大做強，導致全行業競爭力上不來。

　　諾基亞有關人士認為，正規廠商賣幾千元的東西，“山寨機”僅賣幾百元，這和不正規的經營有很大關系。雖然它主攻中低端市場，但國際廠商都有大量的中低端產品線，沖擊也是不可估量的。而最讓他們窩火的是，諾基亞的N系列高端產品是被模仿得最多的，這給公司造成了不少損失。7月18日，諾基亞發布2008年第二季度財報，其大中國區市場第二季度的手機銷量為1760萬部，相比第一季度的2100萬部下滑16.2%，這是諾基亞全球銷售版圖中唯一一個出現手機銷量下滑的區域。

　　“山寨機”的泛濫，政府主管部門監管不力是一個重要原因。早期，國家對手機生產和銷售實行嚴格管制，對質量嚴格管控，“水貨機”、“黑手機”較少。但自從2007年10月手機牌照制度改革后，手機市場的準入門檻降低了，大量不具資質的企業涌進來，導致一些產品沒有經過質檢就流入市場。

　　還有，監管主體趨向多元化，多個部門都對手機產業有監控權，但卻相互扯皮，最終削弱了對手機市場的管理和規范，這是造成“山寨機”泛濫的根本原因。要遏制“山寨機”的猖獗，有關部門應該明確市場監管主體及其職責。

　　從良才是出路

　　“山寨機”究竟該不該打？日前，新浪網一項最新的調查顯示，超過65%的人表示會考慮購買，超過75%的人認為應該加以引導，只有不足15%的人認為侵權違規應予嚴打。

　　首先應該分清，哪些“山寨機”是合法的，哪些是非法的。從廣義上來看，“山寨機”大致可分三類：一類是屬于走私的“黑手機”，它走私、逃關稅，應該嚴厲打擊；第二類是高仿機，完全照搬或照抄，這類假冒產品侵犯了知識產權，是違法的，也應毫不手軟地予以打擊；第三類是市場的主流，它們不走私、不仿冒，只是采用了聯發科的芯片，品牌較小，這類產品適應了市場需求，政府應該區別對待。

　　從某種意義上說，“山寨機”對品牌機除了帶來災難，同時也有促進作用，若能借鑒草根的“山寨文化”，利用現有成熟的產業鏈，國產手機或許會迎來新的機遇。

　　北京郵電大學舒華英教授表示，“山寨機”也有其積極的一面，它的崛起，給品牌機敲響了警鐘，促使它們看到自已生產經營的不足，從而加速產業資源的整合。這就要求品牌機在保證質量的同時，加快對市場的反應速度，加快新產品的開發力度。

　　在“山寨機”的大肆沖擊下，受損最大的其實是一些老牌國產手機商，如夏新、波導、康佳、TCL等，它們對市場反應速度慢。而新起之秀如天宇朗通、金立和宇龍酷派，卻有不俗表現，前者去年出貨量達1700萬臺，其出奇制勝的法寶就源于血脈里的“山寨”基因，金立去年的出貨量也達到了750萬臺，宇龍酷派則主攻高端，有屬于自己的細分市場。

　　在一味譴責“山寨機”不遵紀守法的同時，政府對正規品牌設置的制度是否合理？謝麟振認為，品牌廠商反應速度慢，與我國入網檢測時間太長有關，若能在深圳設立南方分站，簡化工作量，甚至降低費用，還是有“山寨機”愿意從良的。

　　目前，入網檢測只有北京的泰爾實驗室一家，測試一款手機要三四十萬元，收費太高。而且，每款機型光審核就要花一個多月，這也難以適應市場需求。工信部應該多授權幾家檢測機構，讓它們之間有競爭。

　　“山寨機”的產業鏈已經比較成熟，去年1.5億部出貨量，表明了“山寨機”的強大市場需求，一味打壓既不現實，也不合理。而天宇朗通的例子證明，“山寨機”轉正并非不可能。前提是要給“山寨機”以政策傾斜，加快測試速度，減少測試費用，把它們引上正路。“山寨機”廠商也應該主動向正規廠商變身，避免打價格戰的短期行為，凈化產業環境，共同做大做強國產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