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故事　王黎

　　眾所周知，東三省的朝鮮族素有以狗肉為佳肴的傳統，然而在西方文化中，狗是人類最忠實的伙伴。當政府官員與王黎聊到這點文化詫異時，便決定盡力屏蔽這一習俗，以更好的與西方文化接軌，助力大連的國際化進程。

　　在美國，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家庭醫生，而中國的醫療體制大不相同。為消除外籍員工和家屬的顧慮和解決實際問題，大連政府經過協調許可英特爾在開發區建立英特爾醫療所，外籍員工可以隨時向自己的家庭醫生發出“SOS”的訊號。王黎說：“醫療所的建立更多體現的是一種人文保障，讓外籍員工知道他們可以使用自己習慣與信任的醫療資源。”

　　高層會晤：作別一刻才算搞定

　　在英特爾進入中國之始，正值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進駐外企非常有限。而當時，中國政府非常重視外企的發展以及在本土產業發展中發揮作用。

　　在這樣的形勢下，王黎還面臨一個艱巨的任務，就是安排國家領導人與英特爾高層的會晤，商討相關產業的發展戰略等一系列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經濟意義以及政治意義的命題。

　　如何安排這些超級忙碌的大人物順利會面?如何讓他們在短則半小時長也不超過一小時的會晤中，進行有效溝通，探討彼此最關心的話題?如何讓公眾了解此次會晤的意義?如何保證整個過程無差錯，直至揮手作別?……這些都是王黎必須直面的問題，而其中的每一個問題和環節，都足以讓人有千鈞一發的緊迫感。

　　籌備會晤的過程漫長、瑣碎又急迫。由于高層事務繁忙，會晤的時間往往需要不斷的協調。王黎頗具經驗的說：“如果對方在會晤一周前和你打電話說，時間應該沒問題，你不能相信;如果對方在會晤前兩天和你確認，你也應該將信將疑。”由于國家領導人接見外賓往往在中南海的紫光閣，因此，當政府打電話給王黎，讓她報告來訪人員的車號時，她心里才算有數：時間總算敲定了。

　　有一次，王黎的一位同事聽到確定了日子，便說了一句：“終于搞定了。”王黎笑著對他說：“這哪里叫搞定，這只是個開始。要直到整個會晤結束，與領導人揮手作別，才算真正搞定。”

　　即使如此謹慎，王黎也曾經遇到過緊急變化、“急的直跳腳”的狀況。一次，英特爾高層要先后會見韓國的一位部長與我國的一位副總理。日程本已敲定，然而，我國政府要召開一次緊急會議，副總理的時間有變。王黎說：“當時聽到這個消息，真是肝顫啊!”而更讓她更為難的是，副總理變動后的時間，與那位韓國部長的會晤時間沖突!面對如此兩難，王黎只好硬著頭皮協調，最終，韓國方面進行了日程的調整，她一顆心才算落了地。

　　還有一次，在安排英特爾董事長拜訪我國務院一位領導人的過程中，雙方的時間始終難以協調。王黎感到只能放棄了，并向董事長說明了情況。董事長說：“這次會晤的意義不言而喻。如果你放棄努力，那是不是要我親自去說?”董事長一席話表明了他的決心，也給了王黎極大的鼓勵。果然，通過再次努力，最終協調好了彼此的時間，會晤得以順利進行。王黎事后的感悟是：“潛力想挖就有，只要永不放棄，‘Never give up!’ 已成了我的基本原則。”

　　和王黎一道工作的同事們都不敢相信，王黎面對如此挑戰還能多年安然穩坐策略合作部，而癡心不改。王黎說：“巨大的壓力，換來的也將是巨大的喜悅，每一次成功完成任務，都會有莫大的成就感，就會覺得，所有的付出都如此值得。”

　　管理自己：智慧青春正當時

　　2007年，王黎面對自己偏胖的趨勢，做出了一個巨大的決定：改變形象，減肥10公斤。有人逗她：又不是20歲的小姑娘，何必較勁?

　　王黎坦言，人應該學會關注自己的身體，好的形象會帶來好的精神狀態，隨之工作狀態也會變化，給自己和別人都帶來好的影響，形成一種良性循環。當時，王黎看了一本女性讀物——《更年期的智慧》，她說，是這本書告訴她，人進入了中年，才真正迎來輝煌。讀后，王黎深有同感，“與其去承受不再年輕的失落，不如主動管理自己，讓自己神采奕奕。”

　　人到中年，褪去了年輕時的稚嫩，歷經人生百味，開始真正增長智慧，心態也日趨平和，這難道不是人生最黃金的時節嗎?王黎說：“我要保持人生真正的青春——健康的身體、成熟的思維、陽光的心態，不變的笑容。”

　　于是，王黎開始健身。不論是健身器械、有氧運動，還是搏擊訓練，她都興致勃勃，并堅持不懈。與此同時，她非常注意合理膳食。萬事開頭難，減肥則是艱難始終。只要一旦放棄，就會反彈。

　　除了不斷挑戰自我，學會享受健身的過程也許是堅持下來的另一基礎。她說：“工作累了，壓力大了，去健身，讓自己很好的放松，在運動中思考工作的得失，回家了還能睡個好覺。”

　　除了健體塑身，她還改變了自己的發型，一頭短發精干爽利。連很熟悉的老朋友見面也認不出她了，通過一段時間的堅持，王黎成功減掉了近二十斤。她笑著說：“現在形象好了，也更有壓力啊，那就是我不能退步。別人看到我形象的改變，問我怎么做到的?我的感受是，減肥沒有捷徑，堅持就是勝利!”

　　面對我們的贊嘆，王黎感嘆道：“或許你們感覺我非常努力、甚至拼命，沒錯，因為我們這批人身上有種使命感。我作為1977年高考制度恢復后第一批大學生，接受了高等教育，獲得了出國深造的機會，回國后國家日新月異的發展，給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臺。而沒有機會上大學的同學的命運，卻與我們大不相同。我覺得自己趕上了好機遇，生逢其時，應該倍感珍惜，我必須做點什么。于是，從工作的第一天，我就習慣了以這樣的速度前進，只覺得充實，從沒有累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