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舌戰高技術出口管制 實行尚無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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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建玲這樣描述她對中美貿易的期待。兩天來，在深圳五洲賓館舉行的“中美高技術戰略貿易研討會”上，充溢著辯白、駁斥與博弈。
作為美國駐華大使館商務處出口管制專員，瞿建玲有些感慨地說：“我們不是在真空中對話的。”
引發中美雙方舌戰的是美方出臺的一個出口管制草案。該《對華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澄清及新的授權合格最終用戶制度》（以下簡稱草案）增加了47項出口管制產品。這使得瞿建玲承受了空前的壓力。
包括跨國企業在內的業界代表頻頻向美方發問；中國商務部對草案提出嚴正抗議；而美方代表依舊按部就班地推銷著該項草案——這個在部分人看來完全是自說自話的游戲，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使草案得以實行？中美雙方對貿易數據的統計差異是否根本無法調和？
“一個人”的管制
“美方可以考慮減少商品管制的名單，我認為有1/3到1/2的出口管制是完全過時的，是不必要的管制。”1月29日下午，中美貿易工作組中方聯絡人江前良表示。江的另一個身份是商務部機電和科
技產業司出口管制處處長。
最關注他這個表態的要數瞿建玲了。
一位從事電子制造業的陳先生說：“瞿每年都來公司一兩次，一般都是江前良或者科技司其它工作人員陪同。”陳先生經常從美國進口芯片等核心部件，他所在的公司經常要接受美方的例行“訪問”，以確認從美國進口的產品沒有轉為軍事用途。
“每次都是瞿女士來，全中國就她一個人負責。”在陳先生看來，全中國從美國進口相關高技術產品的公司都只能經由瞿建玲一個人審核“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然而，這樣的情形已經重復了很多年。
在這些年中，已有不少企業沒能通過瞿的法眼，被認為違反規定并列入美方的黑名單并受到制裁。他最近一次見到瞿時，她正在為草案提出的一項新計劃“授權合格最終用戶制度”作公司訪問：“如果獲得‘合格最終用戶’認定，據說只需要每年例行審核，可以不必每單申報了。”
但陳先生明顯不看好該計劃的實施，“商務部的人還是陪瞿建玲一起來，但是我想中方只是出于工作上的配合，大家都不認為該計劃對改善復雜的出口審批制度有幫助。”
1月30日，商務部向與會人士發表了對草案的正式評論意見，這進一步佐證了陳先生的觀點。商務部意見認為， “授權最終用戶制度”概念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被提出，但從來未曾實行過；程序過于復雜且加大了中國政府的行政管理負擔。
跨國公司游說美國政府
中國政府內部意識到，僅靠自己提出反對意見是不夠的。令人略感寬慰的是，在中國有業務的跨國公司也加入了游說美國政府的行列。
“企業尤其是美國企業對政府的游說作用，比雙方政府間的磋商更重要。”商務部機電和科技產業司司長王琴華在接受本報采訪時坦陳，發布對草案的意見書只是一種表態，中國政府更希望通過研討會的形式讓美方聽到更多來自參會企業的真實意見。
“游說效果非常好。”王琴華透露，這其中包括不少美國跨國公司，“像波音、聯合技術等，這些企業是自發性的游說行動。他們認為，放寬管制對美國、中國企業都有利”。
實際上，這次研討會吸引了來自美國、香港、新加坡、中國本土幾百名企業人士參會，并發出各種質疑的聲音。
美國某電子類產品銷售公司駐華代表龔先生當場追問美國官員，在中國商務部為本公司中國客戶出具相關說明后，“如果美方認為中國商務部出具的說明是有效、充分、可信的，為何美方還要求我公司出具更多的補充材料，并且還要對最終用戶進行考察？”
龔先生事后接受本報采訪時稱，假設銷售一臺涉及管制的設備給中國企業，補充說明內容將包括“用該設備生產的零件的型號以及圖紙、機器每天工作時間以及當時加工零件的名稱，維護人員的姓名，機器擺放的位置，是否曾經到過工廠之外并提供軍事用途之用”。這使得一單業務獲得美國許可證的時間長達3個月以上。龔先生表示，公司在華業務受到管制的嚴重困擾，“現在我們在中國的客戶約有一半都轉向了歐盟其它國家購買”。
龔先生的觀點代表了行業的普遍看法。美國知名電子分銷商安富利（Avnet）駐香港地區物流經理Alex K.C.LEE告訴記者，美國本土公司的供應商已經在尋找各種規避的辦法，在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區設立生產機構。同樣的美國產品，安富利通過自己在中國的20多個分銷機構賣給用戶。原產地國只要沒有加入美國“瓦森納協定”（對華武器禁運清單多國協定），產品即可以很快到達客戶手中。LEE先生認為，美國不少跨國公司通過非“瓦森納協定”國家向中國出售產品，因為只有加入該協定的國家才有必要配合美國執行美國的對華出口管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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