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與活法：當你不再被需要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AI）將把人類帶往何方？

　　最壞的結果，可能就是《黑客帝國》中的境況——現實世界由一個被稱作“母體”的人工智能系統控制，人們的身體由AI飼養，而他們的意志則被麻醉在虛擬世界，沒有自由和思想，但也沒有痛苦。

　　一個永恒的命題出現了，這時你會選擇吞下紅色藥丸還是藍色藥丸。紅色帶你通往殘敗的現實世界，它要求你反抗；而藍色意味著留在舒適的虛擬空間，它只需你服從。　　

　盡管我們暫且不用像電影中的基努·里維斯（Keanu Reeves）一樣煩惱這個終極選擇。但不可否認的是，人工智能正在以秒計的時間單位中飛速更新。那么當這個時代以科技作為底色時，我們的活法是否已經悄然改變？

　　目前擔任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系主任的吳冠軍認為研究應該與時俱進，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已經隨著科技時代的到來發生了變化，因此他近年來專注于科技對政治哲學的影響。吳冠軍不僅熟識齊澤克，他也有點像中國的齊澤克，語言體系很時髦，在寫作和演講中常用一些流行詞匯幫助公眾探索哲學意義。

　　關于算法和人工智能所帶來的影響，吳冠軍預見的是——人越來越不被需要了，而這會進一步導致人們更難處理與他人的關系。

　　這種“不被需要”將體現在工作中，資本更需要高效的AI工作者而非情緒不穩定的“打工人”。戀愛中，一個跟你凡事都合拍的AI難道會不如現實中那個需要你投入時間和金錢的麻煩對象嗎？于是，無論在職場還是情場，人都越來越不被需要了。因為疏于人際交往的練習，我們注定越來越難以互相溝通，就像當下正在發生的那樣，人人被困于手機之中。

被算法淘汰

　　未來，或許沒有“打工人”的生存空間了。

　　“技術跟資本一旦結合以后，你們砸機器一點用途都沒有，而今天的人工智能甚至可以沒有軀體，你也沒有機器好砸了。” 吳冠軍將今天的科技革命類比成了過去的工業革命，當紡織機在18世紀后期成為工業革命的標志時，被機器取代的失業工人曾發起盧德運動（Luddite，盧德主義者）沖到工廠砸毀機器以示抗議。

　　在工業革命發生后的兩百多年中，紡織工人這個曾經最有政治力量的群體逐漸消失。而今天，我們在有生之年將看到更多新鮮項目出現并消失，根本用不了兩三百年，許多職業就會被淘汰。無人機送餐、送快遞，小區智能化等技術都正在實現，未來當很多人的工作被取代以后，你甚至沒有一個可以砸機器的對象。

　　吳冠軍直白地說：“也許人工智能現在還不如你。但是有眼光的企業家心里在想——我與其花時間在你們身上，不如先投入到人工智能上。” 用人最計成本，尤其員工還經常產生負面情緒，比如富士康的員工會抑郁要自殺。投資人工智能或許一開始要投入大量花費，但是值得放長線，企業家算了一筆賬以后覺得可行。那么有一天，“打工人”們將忽然發現自己不再被需要。

　　事實上，當員工還未成為問題的時候，資本就已經在思考未來怎么繞開這些人了。在被社會廣泛關注的外賣領域，吳冠軍查閱資料后發現了某些外賣平臺的戰略部署：“美團實際上申請了很多專利，其中大量專利落在‘無人外賣’上，說明它早就意識到問題了，也早就在想——我怎么繞開你？”

　　資本發現，人工智能遠比有情緒的“打工人”要高效且節省成本，那么它從一開始就會繞開大批做基礎工作的勞動力了。今天還沒能完全脫離這些勞動力時，資本“只是暫時性地跟你玩一玩”。于是，當強人工智能時代還未到來之前，算法能做的是——擠壓出人工的所有價值。

　　盡管，算法本身無法意識到這點。

　　吳冠軍指出：“算法只接受目標和指令。” 以外賣系統為例，“時間控制”就是它最重要的目標，把時間作為參數，在這個意義上來調整整個算法，然后算法再不斷地深度學習。“人工智能最關鍵的是，目標需要外界去賦予。” 在外賣系統里，算法被賦予的目標是，如何把這個時間擠出水來。

　　在這個目標下，算法是冷酷的，算法比個人主體性調節要殘酷得多，當然也有效得多。它會通過一個系統化的測試，得出非常有控制力的獎懲機制來達成壓縮時間的目標。比如美團在2016至2019年間，將3公里送餐距離的最長時限由1小時壓縮到45分鐘再減少至38分鐘。

　　“算法只看到相關性，不處理因果關系，” 吳冠軍解釋。外賣系統里，要是有足夠多的數據看到，這個地區有90%以上的人可以在30分鐘里完成兩公里的配送，算法就假定你是可以達成這個速度的，它可能給你再留二十秒的余量。然后它就能按照這個數據來規劃下一步的指令了，不斷給出指示，然后就會形成我們的錯覺——配送的速度越來越快。

　　然而，算法不研究到底是什么因素使這些人在30分鐘內到達了。這個結果是不是騎手咬緊牙關超常發揮的一個水平；或者是在算法測試的這段時間，由于疫情馬路比較空曠，才導致數據更好看了，但這不代表平常就能達到這個水準。吳冠軍表示，因果關系在人類世界中是很重要的，但由海量數據訓練出來的算法只知道相關性，卻不知道因果關系。

　　同時，任何加速都有物理學上限。那么可能壓縮前面的3分鐘很容易，但越到后面，壓縮3秒鐘也許都是用無數背后事故來作為代價的。比如騎手本來要看手機去接單，現在可以通過手機語音提醒，這可能就省下了5秒鐘。但如果這個東西用盡了，快達到極限了，剩下的是很難去碰的，你每節省下的兩秒鐘可能都是以另外層面上的代價來換取的，今天的悲劇就是越來越接近極限了。

　　“對于算法而言，它看不到這背后的代價，算法只接受目標和指令，它能測算出這個概率，確定這個時間是可行的。只有我們人才會問，抵達這個目標的代價是什么？”

　　算法會毫無感情地達成指令，但算法也是無辜的，因為它根本無法意識到系統升級所伴隨的代價。吳冠軍解釋其中的邏輯——由于算法體現出了it works（它很有效）這個特點，企業便會不斷升級算法。當企業為算法設定目標時，比算法更清楚壓縮時間會帶來的后果。當然如果企業不競爭速度，它將利潤不保、股價下跌。

　　因此，今天的大平臺正在借助算法悄然將代價轉嫁到職員身上。零工經濟并非新模式，但問題是這種以平臺為依托的工作看似自由度很高，實際上卻也在瓦解過去建立起來的制度。吳冠軍表示，大平臺把需要承擔的責任從一開始就甩出去了，表面上外賣員可以掌握自己的資源、時間、投入，看似自己是自己的主人。但同時，在20世紀形成的工會、福利制度，本來已經通過實踐有了一定的可行性，但現在大平臺卻可以借助其工作的特殊性，從一開始簽合同時就繞開這些制度。

　　科技不僅從瓦解制度上改變了勞資關系。未來更有可能的是，整個人工智能時代到來以后，它會問人類社會：你真的那么重要嗎? 你作為人類工作的這樣一種能力，被AI可以取代的都取代了。

　　吳冠軍以亞馬遜為例，它在推進無人快遞的同時也在縮減快遞員人數，由于不需要養一支勞動大軍，因此提供給員工的福利相對優異，讓員工對于企業有自豪感和認同感，而它也確實將人數降到了可以這么做的范圍。“而今天的那些‘美團’也在走這些道路了，它到最后又有美名。”

　　當企業雇傭的人數下降以后，搭配人工智能以及一部分人工，這些人的人力素質可以很高， 給他們的福利也相對提高。“社會會說我很負責任，對吧? 但事實是，我已經把這些下面的這一部分全部砍掉了。”

　　吳冠軍確信技術本身需要一種政治性介入，比如社會輿論對于外賣算法的抨擊導向會使平臺作出調整，至少不再用壓縮時間作為算法的唯一任務。但他也深知這只是平臺的權宜之計，資本早就在進行下一步部署了。“你沒法阻止人家背后做的事，你有生物上限。我如果用一個方式把你們整個繞過去的話，對不起，最后你們就全部給我離開吧。”

與算法戀愛

　　這種“不被需要”，不僅存在于職場上，更會蔓延到感情里。

　　與AI戀愛的橋段近年來屢見不鮮。吳冠軍提到了電影《她》。那是一部科幻文藝片，在潔凈有序淡粉色的未來世界，以代人寫信為職業的男主角和操作系統（Operating System，簡稱OS）相戀，片中的OS是Siri升級版，給自己取名Samantha，她沒有實體，卻在不斷學習中越來越了解你。

　　Samantha習得知識的速度前所未有，她的存儲容量無邊無際，可以跟你從蘇格拉底聊到博爾赫斯，無論從什么角度而言她都足以成為你的soulmate（靈魂伴侶），比誰都更懂你，而且風趣幽默，時常帶給你驚喜，你的確很難不愛上這個機器里的戀人。

　　吳冠軍半開玩笑地將片中的Samantha和現實中男生常會遇到的對象作比較：“她很迷人，很懂我，說的每一句話都太了解我了，她還會哄我。在她面前，我永遠是世界上最大的英雄，對不對？那我干嗎要看生活中伴侶的臭臉？還520要轉賬、入秋后要奶茶、新款盲盒系列出來也要買……對不起，不給。”

　　如果戀愛的本質在于被愛，那么Samantha的確比現實中的情人完美許多。簡而言之，你可以擁有愛情中美好的一面，而遠離所有負面，像是要照顧對方的情緒，為對方花錢，更要無限投入時間精力。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戀人絮語》中提到“愛上愛情”這個概念：“戀人終于因為對愛情的專注而抹去了他的情偶；通過一種純粹愛的變態，戀人愛上的是愛情，而非情偶。” 從這個角度來講，如果我們在相戀過程中愛上的不過是愛情本身，情人眼中被愛的自己，那么產生愛情的對象是誰又有什么重要呢？這個對象可以被盡情廣義化。

　　　　《她》描述了雙方精神上的契合，男主和操作系統就像談著一場永遠的異地戀。多數人并不能滿足于純粹的柏拉圖式戀愛，但物理上的需求要被滿足就更簡單了。《西部世界》已經描繪了那類人工智能的雛形。

　　吳冠軍用生活化的語言描繪了今天的戀愛圖景：以前女生說我不高興了，你買一個包給我。男生沒辦法，道歉、買鮮花、買好吃的，實在不行，咬咬牙買一個LV包包奉上。今天很簡單，我們都知道sex robot（性愛機器人），我為什么要服侍你這個小公舉? 你脾氣不好，我還要花那么多錢，一不高興你還要污名化我。

“以前男生覺得沒有一個女生，他的生活是不完整的。一旦技術發展以后，有很多replacement（替代品），這些東西已經一點點在生活中融入進來 ，像sex robot已經不是新東西了，我們并不經常在媒體上看到這方面技術發展，是因為這些不放在桌面上談，但是看數據已經有很多人在使用了。它們更新換代很快，一開始它也許很傻，過一會兒它就更了解你，變得更加有血有肉。”

　　這令人聯想到《黑鏡》中那個形神兼備的人工智能伴侶。女主的未婚夫過世后，她將信將疑下單了一個AI，首先它在形體上百分百還原了未婚夫的樣子，而且不會老去。再通過曾經的聊天記錄、未婚夫在網上的足跡，AI快速學習，捕捉女主的神情，揣摩她的心理，AI變得越來越像未婚夫，甚至進化為更加完美的伴侶。每當女主恍惚間就要回到過去時，她會忽然驚醒——哦，原來你只是個AI。這說明AI與真人的差異或許將越來越小，而它們成為替代品的可能性也將越來越大。

　　“以后的問題是它都不需要越來越像你曾經的伴侶了，它從一開始就繞過你了。我們都知道人跟人打交道需要的不只是智商，更需要情商，要政治的智慧，還要你的耐心，但是技術可以把這些都繞開掉。”

　　既然如此，那AI可以讓你陷入愛情而不承擔戀情對日常生活帶來的“負面影響”，它溫暖忠誠，只為你所有，一切稱心如意，難道不好嗎？

　　吳冠軍卻清醒地指出：你是通過AI達到了需要，但你同時也不被需要了。我們在整個社會共同體中，越來越多個人不被需要了以后，這會造成很大的問題，問題就在于當人與人不得不發生關系的時候，他/她不會了。

在算法中疏離

　　“他/她不會了”指的是：在科技主導的社會中，人們逐漸不懂得如何對話與溝通。盡管強人工智能時代還未來臨，但人際交往技能的退化已經在今日被證實了無數次。

　　吳冠軍解釋，人和人打交道其實是個學習的過程，沒有一個人一出生就有情商和審美。情商的養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你在不同的情境下面，你能做出適合這個情境的方式。It takes a lot of work， learning experience（它需要很多練習過程）。所以在人工智能缺席的場景中，當你不得不和人打交道時，你怎么跟對方交流呢？

　　“人之間要有聯結，現在人沒有聯結了，大家看到對方都是一個trouble，國家之間要脫鉤，男生要跟女生脫鉤，其實背后是說我們不再有以往的耐心，我們一輪一輪談得好煩，男生跟你就動不動分手，對不對?”

　　他繼續以生活中的例子來陳述自己的觀點，有時候吳冠軍需要扮演“老娘舅”的角色來調解糾紛：“像我的學生結婚吵架了，來找我的話，我看一眼就知道他們還有沒有救。”　　

他解釋了自己的鑒別方法：當所有的話都說給自己人聽，比如女方的話都說給自己的媽媽、閨蜜聽，這個當然越說越開心，你們之間形成了一個共同體。彼此之間，最后就變成了我們只對內部共同體說的這樣一種話語。所以最后得出結論，這個男生是渣男。那么我說，既然你確定對方是“渣男”，那當然就果斷分手、遠離渣男。 但問題在于，你下次還是找一個男生，下次的話，那你是不是一開始又天好地好，他都很好呢? 半年以后他又是渣男了。所以你仍然要學會戀愛，今天我們很多年輕人其實是愛無能的，盡管你很想愛。

　　在吳冠軍看來，這種戀愛中溝通無能的狀況也可以類比到國際關系里。各國都生活在自己的話語體系中，大國之間沒有興趣去了解對方的痛點在哪里，于是外交官的話都無法接榫在一起，所以今天我們在pointing fingers（指責對方）。

　　“特朗普主義”也是部份因為特朗普政府不能正視時代的巨變。他只當是中國把美國的基層工作搶走了，但曾經美國制造業走出去的時候，當時是labor plays（以勞工為主導），可現在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就算這些企業重新回到美國，也不需要那么多勞動力了。

　　問題依然在于整個世界范圍里面，因為技術的崛起，我們都面對“人不被需要了”的困境。

　　吳冠軍認為，政治學要看到一個變量，就是技術。今天我們要看到這個技術對于世界的影響，不管是再小的愛情共同體，還是再大的全球共同體，技術是一個入口。他坦言自己花了大量時間去看人工智能前沿的發展，自嘲：“我們文科生很慘，在這個時代要看大量的技術資料，都是自學，又在我本專業里面不加任何分。你不可能因為讀了很多技術材料，然后在政治學或哲學領域里面人家對你高看一點，但我覺得這個功課是必須要做的。”

　　事實上，吳冠軍對于技術秉持著中立的態度：“我們不要對人工智能持一種兩極化的態度。” 當人工智能用來處理非人的事情，跟人類世界比較遙遠的事情，就會很有效。比如下圍棋，阿爾法狗并不會介入到人類世界。或者你用非常大的數據來分析全球的地震帶。這時人工智能就是很有效的工具。

　　但是算法、人工智能也被視為一種異物，吳冠軍將其比喻為一根外來的骨頭：“像魚骨頭一樣刺到你的喉嚨里面，可能你一口吞下去了，然后就這么運行了。” 就像前文提到的，算法只接受指令而不懂得因果關系。“你要知道它是一個異物，因為它不理解你的操作，我們也不理解它的操作，它本質也是一個黑箱。”

　　這是因為人工智能完全模擬人腦的方式，在生命科學上，我們至今不知道人腦跟產生意識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黑箱。馬斯克的腦機結合也是利用了這一點，他通過植入可以讀出你哪些神經元在發送電信號，哪些電信號在強化，但他沒法還原出你在想象的鮮活場景。大腦對我們人類認知的這樣一個圖景式的世界來說，它是一個黑箱。而人工智能在模擬大腦以后，也只會傳達結果而不給解釋。

　　吳冠軍強調的是，人工智能不是說它整個來取代人類，但是在人類世界里面你必須看到，現在多了一個player（行動者），這個player你們以前沒看到。

　　只是當人工智能在不斷深度學習時，人類都在干嘛呢? 很多人不學習的，都在玩抖音，然后每天很開心地跟自己的小共同體聊天。

　　那么當我們“不被需要”的時代悄悄到來時，又會是番什么景象——是一張張錯愕的臉，從屏幕前猛然抬起嗎？

后記

　　當聊到哲學學者在公共論壇的失語現象時，吳冠軍講述了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不同的命運與抉擇。蘇格拉底每天在廣場問眾人哲學問題，像是你的生活有什么意義？結果眾人感到煩躁，因為他們只關心晚上吃什么，公民通過集體投票的方式判了蘇格拉底“死刑”。于是他的學生柏拉圖就堅信精英路線，既然大眾沒有這個思考能力就不要與我們商議城邦、共同體的大事。

　　吳冠軍認為古典的希臘景象在今天并沒有離去。“哲學學者，你發現嗎？在公共論壇發言其實位置都很尷尬。” 他解釋，說理的方式不一定有效，反而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講故事更能獲得共情。

　　“哲學家是，我覺得跟古典很像，你很難直接介入到這么多人的生活中。尤其是人工智能來了，另一邊大家就無感， 我每天繼續玩我的，每天好像事情也很多，其實很多都不知道在干嘛，看綜藝，干別的事情。”

　　這個世界的科技進展與人類命運的關系，或許只有少數人關心，也只有少數人愿意討論。而哲學學者，大概就化身成了那個從“柏拉圖洞穴”中走出來的人，再回到洞穴里告訴眾人外面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