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看任正非如何為政府政策支招

　　記者：華為都是在主航道作戰，那現在主航道是越來越寬了呢，還是越來越窄了呢?競爭對手是越來越多了、越來越強了，還是怎樣一個情景?

　　任正非：主航道只會越來越寬，寬到你不可想象。我們現在還想象不出未來信息社會是什么樣子。我們只是把航道修寬了，在航道上走各種船，游艇啊、貨輪啊、小木船啊，是別人的，運營商也只是收過路費。所以我們要跟千萬家公司合作，才可能實現這個目標。

　　管住“兩條堤壩”：“政府最主要還是建立規則”

　　記者：在深圳，政府和企業的關系怎樣?您對政府有什么建議?

　　任正非：深圳市政府做得比較好的一點，是政府基本不干預企業的具體運作。法治化、市場化，其實政府只要管住這兩條堤壩，企業在堤壩內有序運營，就不要管。政府最主要還是建立規則，在法治化和市場化方面給企業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記者：深圳創新型經濟如何走在全國前列?

　　任正非：深圳就是要率先實現法治化、市場化，這方面要走在全國前面。打知識產權官司，法庭要公正判決。

　　記者：過去有一個階段，珠三角地區被稱為“世界工廠”。您怎么看這些年珠三角走的世界工廠之路?這條路對創新發展、創新驅動有怎樣的價值?

　　任正非：20多年前你來華為看，會覺得華為是家快關閉的工廠。我們是利用兩臺萬用表加一臺示波器在一個爛棚棚里面起家的。我們曾經也是落后工廠，落后到比珠三角的加工廠還可憐。

　　演變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F在珠三角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到東南亞去了。你不能只看珠三角有少數高科技公司成功了。高科技公司也是在“低科技”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你只要給他條件，他就會改進自己、趕超自己，慢慢就會發展。高科技公司也需要“低科技”的零部件。

　　記者：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這些基礎制造業的支撐，所謂高科技也是沒有基礎的?

　　任正非：是的。我們的高科技是由多少“低科技”組成的?每個零件都是高科技嗎?不可能。我們的產品是由多少零件組成的?以前買這些零件，我們都是付人民幣，到東莞提貨，現在是付美金，到東南亞提貨了。

　　走向繁榮：“鋤頭一定要種出玉米，玉米就是實體企業”

　　記者：您覺得現在抓住國際機遇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重點應該是在哪些方面?

　　任正非：第一，減稅，先把稅減下來。減稅可以帶來企業持續減負，從而增加更多投資和創新，企業有錢搞研發，這樣就可能得到休養生息和喘息的空間，產業就 能做大，稅基也大了。第二，改變勞動和資本的分配機制。華為這些年勞動與資本的分配比例是3：1，每年經營增值部分，按資本與勞動的貢獻設定一個分配比 例，勞動者的積極性就起來了。

　　記者：創新跟改革開放是什么關系?

　　任正非：創新就是釋放生產力，創造具體的財富，從而使中國走向繁榮。虛擬經濟是工具，工具是鋤頭，不能說我用了五六十把鋤頭就怎么樣了，鋤頭一定要種出玉米，玉米就是實體企業。我們還是得發展實體企業，以解決人們真正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為中心，才能使社會穩定下來。

　　記者：有人說這些年改革的動力有弱化的現象，您怎么評價?

　　任正非：我認為如果每個人都抱著一夜暴富的想法，實現不了，它的動力就弱化了。但真真實實的是，天還是那個天，地還是那個地，轆轤籬笆狗都沒有變，你怎么能變成“富二代”呢?如果我們抱著一種努力創造、緩慢健康成長的心態，每個人的滿意度就提升了。

　　戰略耐性：“沒有理論的創新是不可能持久的，也不可能成功”

　　記者：美國硅谷是世界高科技的高地，中國創新的希望何在?

　　任正非：高科技領域最大的問題，是大家要沉得下心，沒有理論基礎的創新是不可能做成大產業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理論基礎的板凳可能要坐更長時間。我們搞科研，人比設備重要。用簡易的設備能做出復雜的科研成果來，而簡易的人即使使用先進的設備也做不出什么來。

　　記者：中國有可能成長出許多個“華為”嗎?

　　任正非：可以的。第一，小企業做大，就得專心致志為客戶服務。小企業特別是創業的小企業，就是要認認真真、踏踏實實，真心誠意為客戶服務。小企業不要去 講太多方法論，就是要真心誠意地磨好豆腐，豆腐做得好，一定是能賣出去的。只要真心誠意去對客戶，改進質量，一定會有機會。不要把管理搞得太復雜。第二， 先在一個領域里做好，持之以恒做好一個“螺絲釘”。第三，小公司不能稍微成功就自我膨脹。我始終認為企業要踏踏實實一步一步發展。

　　泡 沫經濟對中國是一個摧毀，我們一定要踏踏實實搞科研。一個基礎理論變成大產業，要經歷幾十年的功夫，我們要有戰略耐性。要尊重科學家，有一些人踏踏實實做 研究。如果學術研究泡沫化，中國未來高科技很難有前途。不要泡沫化，不要著急，不要大躍進。沒有理論的創新是不可能持久的，也不可能成功。

　　我們公司在世界資源聚集地建立了20多個能力中心，沒有這些能力中心科學家的理論突破，就沒有我們的領先世界。中國必須構建理論突破，創新才有出路。小改、小革，不可能成為大產業。

　　記者：您說的理論創新是指基礎研究?

　　任正非：理論創新比基礎研究還要超前，因為他寫的方程也許連神仙都看不懂，就像愛因斯坦一百年前寫的引力場方程，當時誰也看不懂，經過許多科學家一百年的研究才終于證明理論是對的。很多前沿理論突破以后，人類當時都不能理解。

　　記者：華為聘用的國外科學家很多?

　　任正非：我們海外研究所的科學家大多是外國人，所長是中國人，所長就是服務。我們“2012實驗室”現在有700多位科學家，今年會到1400多人。

　　記者：高科技發展應該以基礎理論為支撐?

　　任正非：有理論創新才能產生大產業，當然有技術創新也能前進。日本一個做螺絲釘的小企業，幾十年只研究螺絲釘，它的螺絲釘永遠不會松動，全世界的高速鐵 路大都是用這個公司的螺絲釘。一個螺絲釘就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研究。我去過德國的小村莊工廠，幾十年就做一個產品，打出的介紹圖不是說銷售了多少，而是占 世界份額多少，村莊企業啊!

　　記者：就您在華為成長過程中的感受，我們國家在未來一輪經濟周期怎樣才能“搶占”高新技術的一席之地?

　　任正非：首先不要有“搶占”這個概念，一搶，就泡沫化。就是踏踏實實做基礎，融入世界潮流，與世界一同發展，分享世界的成功。

　　未來三十年：“一定會崛起非常多的大產業”

　　記者：有人說深圳走上了創新驅動發展的道路，其中的一個動力源就是華為?

　　任正非：未來信息社會的深度和廣度不可想象，未來二三十年將是人類社會發生最大變化的時代。伴隨生物技術的突破、人工智能的實現等等，未來人類社會一定會崛起非常多的大產業。

　　我們面對著極大的知識產權威脅。過去二三十年，是從落后通信走向寬帶通信的二三十年，全世界出現多少大公司，美國思科、谷歌、FACEBOOK、蘋果， 中國沒有出多少，就是因為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夠。未來還會出現更多的大產業，比如VR虛擬現實，中國在這些產業是有優勢的，但是要發展得更好，必須有十分苛 刻的知識產權保護措施。

　　記者：您覺得中國應該建設和發展怎樣的一種商業環境?

　　任正非：我認為中央提出新常態是非常正確的。我們不再追求高速度了，適當發展慢一點，有發展質量才是最根本的。

　　有個專家說，投資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外延方式，比如建一個鋼鐵廠，再建一個鋼鐵廠，又再建一個鋼鐵廠，規模就做大了;第二種叫普羅米修斯投資，普羅米修 斯把火偷來了，有了火才有人類文明，這就是創新突破。我們國家提出要沿著創新之路增長經濟，是正確的。外延式增長，投資越大產品越過剩，價格越來越低，投 資效果越差。

　　記者：在您看來，我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大機遇，同時面臨的大風險是什么?

　　任正非：我覺得，中國經濟沒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問題。主要是不要把自己泡沫化了。中國的情況還是比別人好的，只要不讓假貨橫行，就出不了大的問題。

　　防范危機：“高成本最終會摧毀你的競爭力”

　　記者：您覺得深圳未來的危機在哪里?

　　任正非：很簡單，140年前，世界的中心在匹茲堡，有鋼鐵。70年前，世界的中心在底特律，有汽車?，F在，世界的中心在哪里?不知道，會分散化，會去低 成本的地方。高成本最終會摧毀你的競爭力。而且現在有了高鐵、網絡、高速公路，活力分布的時代已經形成了，但不會聚集在高成本的地方。

　　記者：華為是深圳本土成長的企業，您對深圳的城市發展比如國際化、改革開放等有怎樣的期望?

　　任正非：深圳房地產太多了，沒有大塊的工業用地了。大家知道大工業的發展，每一個公司都需要一定的空間發展。

　　我們國家最終要走向工業現代化。四個現代化，最重要的是工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最主要的，要有土地來換取工業的成長?，F在土地越來越少，越來越貴，產業 成長的可能空間就會越來越小。既然要發展大工業、引導大工業，就要算一算大工業需要的要素是什么，這個要素在全世界是怎么平均的，算一算每平方公里承載了 多少產值，這些產值需要多少人，這些人要有住房，要有生活設施。生活設施太貴了，企業就承載不起;生產成本太高了，工業就發展不起來。

　　中國企業走出去：“要搞清楚法律，不是有錢就能投資的”

　　記者：對一些希望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有沒有一些建議?

　　任正非：首先中國要建成法治國家，企業在國內就要遵紀守法。你在國內都不守法，出去一定是碰得頭破血流。所以我不支持中國企業盲目走出去。制度對社會的 影響不會立竿見影，會幾十年一百年慢慢釋放影響。第二，要學會在中國管理市場經濟，在中國你死我活地對打，還活下來了的話，就能身強力壯地出去跟別人打。 中國要加強法律、會計等各種制度的建設，使自己強盛了走出國門。不然企業走出去會遇到非常多的風險，最后可能血本無歸。所以我認為，中國企業要走出去，首 先要法治化，要搞清楚法律，不是有錢就能投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