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曝光股權結構意圖進入美國市場

　　問題在于，美國政府試圖獲悉這一信息，而華為公司則無法確保美國政府獲悉后，不會公開這一信息。

　　《金融時報》記者調查的失策在于，他們或許根本沒有向華為提出“翻閱華為公司工會章程”的要求。

　　華為公司的股權、治理的根本，并非《華為基本法》，而是華為工會章程。根據中國法律，華為工會章程是無需對工商部門備案的，而華為工會章程中，對華為根本權力的明確和分配，長期以來，一直是連華為公司高級副總裁一層都倍感神秘的所在。事實上，在2001年之后，華為除了最為核心的高級管理層(至少是董事會成員甚至以上)，幾乎沒有其他人見過華為工會章程。

　　而華為的全員股權和期權激勵，正式通過華為工會持股實現的。

　　管理層精英握有話語權之辯

　　《金融時報》的報道援引了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的觀點，“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表示，‘很多分析師都認為，掌控華為的實際上并不是其普通股東，而是管理層中的一部分精英分子。’”。

　　這很有趣，《金融時報》指出是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說的，而眾議院情報委員會表示的，這是很多分析師認為的。

　　那么，這句話，到底是誰的觀點呢?

　　但無論是誰的，這一論點其實都是無法立足的。

　　舉例而言，即便上市公司，尤其是在美國上市的公司，也有很多是采取了同股不同權的做法，即所謂的A類股和B類股，分紅權相同、投票權不同。比如百度，又比如Facebook。

　　即便在電信行業，這種二元制股權也是同樣存在的。比如愛立信的全稱，是“Telefon AB LM Ericsson”，其中AB就是二元制股權，A類股票不在公開股市流通，但其握有控制和影響董事會的權力，而B股僅涉及公司現金和紅利的表決權。

　　華為公司雖然在股權方面仍不透明，但也應該已經是采取了類似的游戲規則，以便在根本上確立任正非的“一票否決權”擁有法理上的效率，而不只是單純的董事會約定或者決議。這也就解釋了管理層精英握有更大話語權，并非異常。

　　相反，采用雙重標準來質疑華為，才是可能有問題的。但在《金融時報》這篇文章中，我們沒有看到這樣的信息。

　　另外，有關華為虛擬股的問題，尤其是深圳市體改辦的批文方面的調查，《金融時報》更是毫無涉及，他們的記者或許不知道這個機構的存在過，更不知道整個中國早在2003年就撤銷了“體制改革辦公室”這一行政序列，而隨之產生的所有文件，在法律效力上如何歸屬，才是真正值得探討的。

　　華為每當有重要的信息試圖傳達給外界，總是選擇國際媒體，而對國內媒體過于不信任，結果往往適得其反，從某種程度上看，每一次試圖削減進入美國的難度，卻在結果上強化了美國政客的擔心，這也算是華為自己選擇信息途徑，所導致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