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內急外泄，轉變商業模式 郭臺銘不想等

　　隨著海爾等大型制造型企業紛紛把機器人納入員工體系，機器人加入智能制造流程勢不可擋。作為全球最大的代工廠，2012年以來，富士康也開啟了包括機器人計劃在內的一系列轉變，但時至今日，富士康的多數轉型措施依然難見成效。根據臺灣媒體的報道，近期富士康正準備在內地招收10萬工人為即將上市的iPhone6趕工。

　　這個新聞再次讓業界議論紛紛。

　　媒體對富士康的種種討論，大都基于富士康當前仍無法擺脫對代工生產業務的依賴，尤其是蘋果業務。

　　但是他們遺漏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富士康生產廠在各個地方政府享受到的優惠政策。2014年初郭臺銘曾公開表示，即使富士康的機械智能化水平上升，在內地，富士康至少也會保持一百萬員工的數量，“這是我們最低的數值”。

　　這與富士康的擴張模式分不開。因為成本驅動，富士康在中國大陸的滲透與擴張，每一次都追隨著政策優惠的程度。為降低成本，富士康就像一只遷徙的候鳥，不斷追逐具有更多利潤空間的“成本洼地”。哪里成本更低，哪里給予的政策優惠更多，就奔向哪里。

　　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臺灣基本工資已超過每月約2500元人民幣，而內地的作業員則是每月500元人民幣，兩者相差約5倍。同時，臺灣經濟起飛，土地價格節節上揚。反觀內地土地廣大，各地政府為積極招商，除了提供服務，為廠商鋪路整地，優惠政策從“二免三減半”放寬至“五免五減半”，也就是前5年不用交稅，后5年的稅只要一半，如果廠商繼續投資，還可以繼續享受優惠。

　　富士康在大陸依次遷徙的每個節點，都恰好暗合了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整體經濟發展路徑———從珠三角到長三角，先東部，再中西部，先沿海，再內陸。目前鴻海大陸子公司大致分布于四大片區：一是始于1988年的，以深圳為核心，輔以東莞、佛山、惠州等珠三角城市圈的華南片區，該區域目前涵蓋了大部分3C產品及其配件的研發、加工制造;二是始于1992年的，以昆山為核心，輔以上海、淮安、常熟、杭州等長三角城市圈的華東片區，該區域以便攜式電腦及其元件的生產制造為主業;三是始于上世紀90年代末期，以煙臺為核心，輔以晉城、廊坊、大連、天津、秦皇島、營口等環渤海城市片區，該區域主要以手機等移動設備及通訊等專業設備，和新能源等新興產業的研發制造為主;四為始于新舊世紀交替到如今，以太原、武漢為核心，輔以晉城、重慶、成都、河南、湖南等內陸片區，主要針對內需市場的研發和生產。

　　富士康所到之處，也見證了中國從沿海到內陸地市的城市化進程，以及各地政府的每一次發展沖動。

　　這一切，都是在走臺灣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走過的路。

　　相比于沿海城市，中國內地的一些地方政府的土地、稅收、用水、用電、供暖等配套和勞動力供給，是它們能夠給予富士康的全部。拿河南來說，其優勢在于，勞動力密集，最低工資標準、最低土地出讓金額也都相對較低。

　　再次，相對于沿海地區打工人員的維權意識普遍高于內陸，內陸廉價勞動力可有效降低富士康的用工成本，同時，富士康也會為地方政府帶來可觀的稅收和就業，這是一種雙贏。　企業的產業升級和地方經濟急于擺脫落后，都是燃眉之急，互相需要。

　　只是，這種模式的發展之路也到了轉彎的時候。

　　拿著優惠待遇，曾經也給地方政府做出了不少納稅貢獻。問題是，近年來富士康規模的迅速擴張并未給其帶來利潤的合理增長。報導顯示，2013年，富士康的營業利潤只有可憐的3%，2013年營收增長0.8%，遠低于2012年的12.4%。富士康的貢獻，在人力成本上升、自動化生產成為趨勢的大形勢下也變得難以維持。

　　那么貢獻去了哪里?去了蘋果那里。據彭博社搜集到的數據顯示，2007年6月iPhone首次上市以來，富士康的利潤范圍便開始收窄。第一部iPhone 2007 年面世時，富士康邊際利潤仍有5.4%，5年過去，邊際利潤已減逾一半，只有2.4%。在此期間，蘋果的利潤率則增長了一倍以上。

　　作為代工企業，單靠工人、政策的成本優勢來維持難以持續，何況連平板電腦和智能手機的增速都在放緩。即便是啟動了機器人計劃，也僅僅是生產線上的轉型，不能解決“內火”。開發自有品牌的手機，只是內急的外在泄露。轉變商業模式，等不得。雖然與客戶有沖突，富士康卻不能停止嘗試。因此，盡管外面議論紛紛，富士康的轉型之路，還是得堅定地走下去。

　　備注：

　　今天，在“發展中的富士康：靠技術，也靠人才”的一篇文章中已經透露，中國西南，貴陽郊外，一座高科技工廠。在這里，以蘋果產品主要代工商著稱的富士康希望擺脫裝配公司形象，實現自我革新，從為他人組裝產品轉向銷售自主技術。碳納米管生產項目就服務于這個目標。

　　轉變，勢在必行。郭臺銘已經等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