騰訊轉型toB 爭奪智慧城市新戰場

2017年，馬化騰對騰訊政務云副總裁王景田和他的政務云團隊說，數字廣東要組建“敢死隊”，在廣東省打造數字政務系統。

2019年7月16日，在騰訊“WeCity未來城市”品牌暨解決方案發布會上，騰訊云政務業務副總經理王剛說，一年多，這支敢死隊“活了下來”。

騰訊政務云的團隊用一年半的時間，將數字廣東做到了全國政府信息化的第一。

這一年，王剛他們接到了新的任務——中標長沙WeCity項目，打造新型智慧城市。這意味著需要整合更多騰訊自身以及合作伙伴的技術，做整合式創新。

這是騰訊自去年“9·30”架構調整，向ToB轉身后的第一個落地的實踐。去年9月30日，騰訊宣布進行組織架構調整，原來的7個事業群變成6個，保留原來的微信事業群（WXG）、互動娛樂事業群（IEG）、技術工程事業群（TEG），企業發展事業群（CDG），將另外三個事業群重新組合，成立平臺與內容事業群（PCG）和云與智慧產業事業群（CSIG），騰訊政務業務，歸屬于CSIG下。從WeChat到WeCity，同樣的字母，預示了未來城市項目騰訊所發揮的底層能力。

“未來城市是未來兩到三年騰訊云在政務領域里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王景田說，騰訊做政務服務的思路是，“把過去20年在消費互聯網所積累的能力和優勢與政府業務結合起來。”他同時也是數字廣東公司總裁。

“連接器”、“工具箱”、“數字化助手”、“生態共建者”和“開放平臺”是騰訊在政務方面的定位。

“游騎兵”到“集團軍”

與其它企業做政務服務不同，以移動互聯網思維見長的騰訊在做政務服務的過程中，對象發生了很大的切換。王剛對此頗有體悟，他將騰訊在政務領域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

在他2016年剛進入騰訊時，提的是“互聯網+”，即通過互聯網連接政府各行各業，解決單點問題，核心是連接和賦能。

三年前的騰訊尚未進行組織架構調整，每個部門的思路和重點都不同。“從沒看到一家公司有很多技術，但不知道如何選擇。”于是，王剛他們組織了一個閉門會議，梳理了騰訊當時在政務領域的框架——兩前一后，兩前指的是騰訊最廣泛的兩個觸達平臺：微信和政務微信，一個連接外部用戶，一個連接內部用戶，接著用騰訊云作為載體將技術能力傳遞給政府和企業。然后將技術標準化，形成互聯網+時代對外輸出的相對標準化的方案。

2017年，王剛他們接手數字廣東的任務，遇到的第一個問題——“什么是數字政府？”

這個在如今看來答案理所當然的問題在當時，對政務云團隊來說“很抓狂”。王剛他們根據政府、企業和民眾三類用戶往下梳理，對每類用戶建設一個集約化的應用，讓他們能夠在這個應用上解決掉將近百分之八十的問題。

“在互聯網+和‘兩前一后’時代，我們還沉浸在騰訊如何把東西給你用，到了第二階段，所有語言都是政府的語言，所有技術都在支撐這些業務，我們需要根據政府的訴求來進行組織和建設模式。”王剛說。

但到了第三個階段，新的挑戰浮現，“數字廣東建好之后，政府人員去參觀，訴求越來越延展，大大超出了數字政府的范疇。”訴求的擴展，也是WeCity未來城市項目誕生的原因之一。

王剛十分形象地將不同階段的工作狀態做了比喻：在第一個階段，是游騎兵，“深入敵后、孤軍作戰，沒有后援，在這種情況下還要打仗，而且要打勝仗。”第二階段開始團隊作戰。到了第三階段，需要拉動內部其它部門的能力，成為集團軍進行作戰。如今，數字廣東的政務系統——“粵省事”的業務辦理量超過2億。

為什么是WeCity

在王剛看來，未來城市的出現，是因為政府有大量需求，原來的數字廣東無法滿足這個需求，需要打造新的平臺。

什么是WeCity？“一個城市就是一個產品，市民就是用戶，連接就是服務，數據就是競爭力。”王剛說，一個城市，把所有部件數字化，將這些數據匯集在一起，用互聯網技術提高內部效率和服務能力，平臺做內部的聚合，連接則提高外部服務能力，積累出來的數據形成閉環，不斷演進。

王剛所說的“集團軍作戰”，基礎則來自騰訊去年的“930”組織調整。

這次調整，意味著ToB業務成為騰訊的重要戰略方向，2017年開始接手數字廣東的王景田對于這一點深有體會，“全公司上下對BG業務的重視程度前所未有。”

王景田所看到的是，“原來的組織結構是按照產品組合，9月30日之后一個重要的理念是根據業務形態做組合，C端業務、B端業務。“9·30”調整涉及到toB業務的主要產品集中在CSIG，這種組合在組織結構上解決了很多問題，但是很多問題只靠CSIG不夠，很多能力仍然求助于C端業務。”“930之后，所有步兵知道，要合力做產業互聯網，形成協作關系。”王剛說。如今拉動內部資源比過去容易得多。

“WeCity未來城市這個概念是騰訊研究院花幾個月的時間研究國內外所有關于智慧城市的引用后，給我們的建議。”王景田說。

王剛解釋，We的一個含義指的是微服務集群，打通政府各部門之間的數據、融合社會數據，提供海量服務和移動綜合入口。騰訊在支撐海量訪問的時候有自己完整的體系和經驗，直接把這些經驗放到政務業務里，提供一個綜合性的入口，用戶在一個入口里訪問所有的微服務集群。

We的第二個涵義指的是共建、共享和共治，強調市民和城市的聯動。例如市民在路上看到下井蓋掉了，拍個照，通過微信上面的小程序直接就把照片傳上去，同時把地理位置傳過去，城管部門或者環衛部門接到信息，后臺把任務單分給對應的處理部門，在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之內處理這件事。 

不論是王景田還是王剛，都不斷強調騰訊的底層——擅長連接和觸達，應用場景是騰訊的優勢，騰訊在支撐海量訪問時有自己完整的體系和經驗。

智慧城市首席架構師趙明君說，針對智慧城市，騰訊設計了“1+3+4”的架構。“1”，是基礎的云平臺。“3”，指的是往上三中臺，前端是面向客戶，后端基本是不變化的。為了匹配前端的頻繁變化和后端的不變，提供了中間層來適配前臺與后臺的配速問題，中臺強調能力的沉淀，橫向提供資源融合、整合數據和應用，提供給前臺，以供快速變化。“4”指的是智慧應用服務四個不同領域，數字政府、城市治理、城市決策、產業互聯。

在WeCity項目中，騰訊希望能夠將底層的技術充分復用，一個入口解決。從技術的角度來說，WeCity將會比數字廣東項目更加開放，技術上沒有那么多閉環。

在盈利的方面，王景田表示，目前階段整個政府業務沒有把掙錢放在第一，只是作為智慧城市的標桿之一。“騰訊從2017年開始做政務服務，我們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更看重騰訊在政府投資領域的遠景目標。”

競速城市基礎設施

隨著信息化基礎設施的建立，創新不斷涌現，云計算和AI成為各大科技巨頭押注的對象，而城市，則成為了技術能夠落地的市場。在騰訊之前，科技巨頭就在紛紛入局。

2008年，IBM首次提出了“智慧地球”的概念，帶動了一輪智慧城市建設的浪潮，谷歌在多倫多布局了智能社區解決方案，亞馬遜的AWS也提出了未來城市的解決方案。

在這些智慧城市的建設中，不乏頭部科技企業的身影。當這些企業在單點創新逐漸走到天花板時，整合式創新成為這些企業的戰略方向。

中國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長吳紅輝曾在一次采訪中表示，智慧城市產業鏈很長，第一類是以BAT為代表的互聯網企業在做智慧城市建設的通道和入口，未來很可能成為智慧城市建設的運營方，占據產業鏈上“錢景”的高端；第二類是做智慧城市系統集成整合服務，整合各個板塊的內容；第三類是做基礎設施建設，包括光纖、傳感器等；第四類是做具體垂直領域的建設和服務。

在智慧城市的建設上，除了騰訊之外，平安、百度、阿里、華為、紫光等這些廠商均根據自身優勢進行布局，并將智慧城市的建設作為重點的戰略方向。

例如，華為自2015年將智慧城市作為重點戰略方向，經歷了智慧城市建設的三個階段：2016年的“一云、二網、三平臺”，2017年的“打造城市神經系統”，到2018年發布“城市智能體”。紫光在去年3月宣布進軍公有云市場，同月發布“新城市運營平臺”并在連云港上線。阿里巴巴在2016年就宣布建設杭州城市數據大腦，于去年9月發布城市大腦2.0版本。

不過王景田對于智慧城市建設的痛點保持著清醒，“最大痛點是場景問題，這些場景問題沒有辦法一夜之間改善提升，我們只能選擇關鍵場景，一個個解決。”此外，騰訊有自己的物聯網技術，而在感知層則有許多廠家，騰訊需要尋找一套統一的互聯網標準，把這些感知層的廠家連接在一起。

正如王景田所說，智慧城市的建設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目前在智慧城市建設的各鏈條和領域，應用剛剛起步，各廠商還處于創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