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當選將扼殺美國技術創新和全球化？

　　運用技術促進創新，讓人們過上更加滿意的生活，這在經濟的幾乎所有領域都是機會。但這種包容性的方式可能需要做出一些令人不快的選擇。例如新興的區塊鏈技術運用，可能在金融服務(貨幣、支付解決方案、數字資產)、保險(合同及身份管理)、娛樂(表演權限管理)和很多其他領域具有巨大的潛力。利潤可以主要通過效率提升(消除中介，可能會去除流程中的許多工作崗位)來獲取，也可以通過開創有價值的服務和市場來獲取。

　　能否想象那些開創并發展技術的人肩負責任，以包容的方式運用技術，在創造利益和服務的同時，解決傳統業務中的矛盾?

　　4. 投資人力資本。商業環境動態和多樣性的增長，意味著人們需要以更快的節奏調整自己所具有的技能。這包括他們參與新產品和新服務的生產及消費的能力。

　　尋找高效且可負擔的方式，幫助人們在職業生涯進行中(而不只是在參加工作前)學會可移植的技能，是一項巨大的社會挑戰。教育對于創造職業機動性和機會平等性而言至關重要，至少與收入差距同樣重要，且與之密切相關。但要解析新的工作技能并在教育系統中予以教授，所需要的時間太長。

　　公司可以助力實現這個閉環，例如與網絡教育提供方合作，或直接承擔再培訓的責任。新的工具能夠更有效地建立或重建人力資本，企業可以在這方面尋求拓寬工作，幫助本公司員工和所在社區人力發展。我們也認為，公司領導者始終如一熱忱地倡議所有年齡、所有收入水平的人都能接受高質量教育，這是至為重要的。

　　5. 運用社會企業的思維模式。為了給社會做貢獻，并得到社會的支持，公司必須在社會中深深扎下根。為了實現這一點，企業領導者可以采取的一種方法是建立與核心商業模式相近的社會企業。這樣一來，企業可以運用核心技能解決一些社會最基本的問題，不必去做與本公司業務無關且最終不可持續的慈善活動。

　　諾貝爾獎獲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一直是社會企業的熱情倡導者，呼吁社會企業應有能力為傷殘群體創造可持續價值。他對社會企業的定義是，為服務不足人群提供清晰的利益，回報原始投入資本，用紅利進行再投資，創造可持續企業。達能集團創立的社會企業在小型社區工廠制造低成本的增加了維生素成分的酸奶，依視路的社會企業為世界各地數百萬低收入者提供可負擔的實力維護，這些例子說明了這種方式的可行性和潛力。社會企業也可以在贊助公司內部培養能力，催生適用范圍更廣闊的創新。

　　普惠金融往往是讓社會企業模式起作用的關鍵。讓服務不足群體接觸到支付及轉賬服務、存款賬戶、信用卡及其他金融工具，會對他們的生活產生重大的積極影響。這不僅是減少貧困和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是性別平等中的重要因素。

　　政府可以為金融普惠打下基礎，私營企業也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促進快速創新，以可持續、可擴展的方式拓寬可及性。例如，電信公司Safaricom在肯尼亞推出手機轉賬服務M-Pesa后僅四年，70%的成年人都開始使用這項服務。

　　社會企業思維模式也可以使得青年長期失業等一些難題得到有意義的進展。在歐洲，企業導向的聯盟與公共機構緊密合作，有數千名志愿者和員工提供結構化的教育和技術培訓項目。這些社會企業工具的效率比標準化的青年歐洲人及移民再整合進入勞力市場的項目高出3到4倍，進而幫助公司開啟新的人才庫。

　　6. 重新平衡和調整獎勵。員工的自我價值感，與工作性質和相應回報緊密聯系。除去薪水和利潤之外，再把職業機動性、工作成果認可和工作中的無形目標價值(通常與某些更高的社會目標相關)納入考慮，這一點尤為重要。

　　從初級工人到領導者，整體報酬等級中的回報與業績不匹配，會損害公司體系中對公正誠信的認知。調整獎勵回報，使之與業績一致，讓公司領導者得以直接塑造員工對自我價值、公正和機會的認知。許多公司開始為薪酬較低的員工增加薪水和職業支持。在今后幾年里，更多的公司需要效法。

　　7. 更新并把握敘事風格。當前的危機既關乎靈感和創意，又關乎經濟。全球化如果不解決在總體經濟發展的分配方面明顯的副作用，那么就難以讓人們買賬。技術也是如此，由于缺乏更具包容性的敘事風格，技術發展已經引起了強烈的反彈(例如法國和其他地方的出租車罷工)。除此之外，講述者——商業和政府“精英”——越來越失去信賴，失去聽眾。在這樣的真空中，訴諸直覺、懼怕和情緒化的故事大行其道。

　　這很重要。敘事塑造認知和政治現實，再反過來塑造經濟現實。公司領導者一向回避更廣闊的社會議題，注重自己敘事者的角色。我們相信在接下來幾年里，他們需要采取更加積極的態度，主動出擊而非防守。就我們的社會和社會內部的利益及機會共享而言，現在都需要可靠、包容并能博得信賴的敘事風格。

　　更積極的未來有待我們開創

　　很多公司領導者開始看到當前社會中的政治兩極化將造成的結果。很多人私下表示他們并不喜歡自己看到的后果，并愿意考慮采取新措施應對新挑戰。我們提出的這些建議，旨在柔化全球化和技術發展最鋒利的棱角，由此使更加平衡的競爭狀況得以延續，開創更普惠的繁榮發展，讓社會更好地接受變革。

　　這是一個不小的挑戰。但如果我們企業領導者不著手塑造更積極的未來，就會遭遇反彈，限制我們在自己公司以及為客戶創造價值的能力，這種可能性越來越清晰。

　　關于作者：

　　李瑞麒(Rich Lesser)是波士頓咨詢公司(BCG)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Martin Reeves是波士頓咨詢公司(BCG)資深合伙人兼董事總經理，同時還是BCG亨德森智庫(BCG Henderson Institute)的全球負責人。

　　Johann Harnoss是波士頓咨詢公司(BCG)項目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