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提早發牌使電信聯通面臨艱難抉擇

　　曾幾何時遙不可及的4G，上馬的時間可能要比預期來的要早。

　　今年3月，工信部部長苗圩表示，預計國內需要2-3年才會發放4G牌照。話音猶在耳，苗圩部長9月11日表示，“工信部已決定將于一年左右的時間發放TD-LTE牌照”。

　　工信部的表態被業內稱作是TD-LTE產業的重大利好，尤其是對中國移動而言。而對目前醉心于發展3G的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而言，這似乎并不是好消息，留給自己的時間窗口越來越緊。

　　對于電信和聯通而言，似乎不論怎樣，下場都不會好。競爭對手一年后上4G，自己不上是不可能的。但上馬4G，又沒有準備充分，在起跑線上已經落后，而且大量的基站網絡投資將加重自己的負擔。更嚴重的是，如果被拉入TD-LTE陣營，直接面對中國移動這一強大對手，自己還會有活路嗎?

　　被FDD倒逼 進程加速

　　此前，由于擔心TD-LTE與TD-SCDMA形成“雙手互搏”，工信部一直強調，要在大力發展3G網絡的基礎上，統籌3G與TD-LTE的協調發展，對TD-LTE支持力度似乎不是太足。

　　但是從今年下半年開始，工信部對TD-LTE的支持力度明顯加大，TD-LTE的市場化步伐也全面加快。

　　在7月初，工信部副部長尚冰赴杭州調研TD-LTE規模技術試驗情況。8月初，工信部部長苗圩也來到杭州調研TD-LTE實驗網建設情況，并表示下一步要加大力度完善政策，進一步健全產業鏈，大力推動TD-LTE發展。在9月份，苗圩表示要加快推動4G網絡建設，發牌時間可能還要一年左右。

　　在曾韜看來，在政府部門支持下，TD-LTE的進程明顯加速、發牌時間提早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同為4G標準的FDD-LTE的倒逼效應，“3年后國內才發4G牌照肯定是晚了。FDD現在在國際上已經有廣泛應用，如果TD-LTE國內發牌再那么晚，那么在與FDD的競爭中將處于更落后的局面。”

　　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全球LTE商用網絡數量已達95個，其中包括86個LTE FDD商用網絡，僅7個TD-LTE商用網絡，以及2個FDD/TDD雙模網絡。而且部署TD-LTE商用網絡的都是一些小運營商，導致整個產業鏈都不積極。

　　“如果國內不盡快發牌，中移動不上馬4G，很難提升整個TD-LTE產業鏈的信心。政府部門不希望國產4G標準落得如此下場，所以提前發牌一點都不奇怪”，曾韜表示。他認為，現在工信部的表態，給出了明確信號，將加大TD-LTE產業鏈各方的信心和動力。

　　電信聯通節奏被打亂

　　“一年后4G牌照的發放對于電信和聯通來說，是考驗，它們都還沒有做好準備，千億級的投資，會帶來很大壓力”，曾韜認為。

　　移動在3G上弱勢，給了電信和聯通發展良機。中國移動上半年新增客戶3351萬戶，其中3G客戶僅占47%(1587萬戶)，而同時期全行業上半年3G新增客戶(4733萬戶)占總新增客戶(6572萬戶)的比例達到了72%，這顯示出，移動在3G發展上明顯弱于對手。電信和聯通本來想趁移動“虛弱”時壯大自身，搶奪用戶資源，但是牌照發放時間的提前打亂了它們的計劃，甚至能否收回3G投資成本都存疑。

　　對于聯通和電信而言，上馬4G的確不是很緊迫的事情，不僅是從投資收益的角度出發，而且從消費者應用習慣和自己的技術潛力來看，皆如此。“現在很少有應用需要50M、100M的手機網速來支撐，從這個角度而言，4G的上馬不是很有必要。而且聯通的HSPA+的速率也相當快，在與TD-LTE的對抗中，差距不是很大。”曾韜表示。

　　即使如此，4G牌照一旦發放，中國移動肯定會在宣傳上打出4G牌，“比如說現在都4G了，用3G已經落伍了。而國內用戶的需求容易被運營商誘導，電信、聯通將面臨用戶大批流失的風險。”曾韜認為，4G 不僅僅是技術層面上的問題，更是運營商爭奪用戶的營銷籌碼。

　　牌照發放方式影響競爭格局

　　“4G牌照發放的數量應該是3張，但最關鍵的還是發放的牌照是什么制式，是TD-LTE還是FDD”，王煜全表示。

　　由于在3G上落后于競爭對手，移動將希望寄托于4G上，王煜全認為，4G牌照的發放將給移動帶來機會。但是，如果未來發放牌照時，只有移動一家推TD-LTE，那么移動還會“比較悲慘”，電信和聯通將會繼續獲得發展良機。“如果移動和另一家運營商兩家一起來推，剩下的那一家將受益。如果三家一起來推TD-LTE，那么移動就上岸了，但損失的是整個國內通信產業。”

　　“理論上來講，移動想拉其他運營商一起來推，但結果未必會如意。”王煜全稱。

　　曾韜認為，一年后的市場競爭格局同目前相比，應該沒有大的變化，移動仍是一家獨大，“從這個角度而言，移動一家來推TD-LTE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有關部門從支持國產標準的角度出發，很可能要讓兩家一起來推。對于另外一家推TD-LTE的運營商而言，在以后的市場競爭中會處于非常被動的境地。”曾韜建議，應當對另一家運營商出臺更多扶持手段，比如嚴厲的非對稱管制措施，單向攜號轉網等。同時也有人士分析，4G發牌也可能采取3G發牌一樣的方式，國產標準TD-LTE先放行，等技術進一步成熟、終端大量上市后，再發放FDD牌照。

　　曾劍秋教授認為，上馬4G完全靠運營商去推動是不可能，靠國家去推動是最好的策略，“但是也要有理性、科學化的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