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大約三分之二美國工作崗位會被AI自動化影響，但不一定會導致裁員

1938 年，美國經濟大蕭條帶來的痛苦仍在持續。美國的失業率約為 20%，每個人都擔心自己的工作，或者能不能找到工作。

1930 年，著名的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警告說，我們正在“遭受一種新疾病的折磨”，它的名字是技術性失業。他寫道：勞動力需求的下降“超過了我們為勞動力找到新用途的速度”。

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新機械正在改造工廠和農場；電話網絡廣泛采用的機械式電話交換機正在被替換掉，而它所需要的人工操作員是 20 世紀初美國年輕女性最常見的工作之一。

那個時代，那些讓許多人生活更輕松的技術是否破壞了就業機會，對經濟造成了嚴重損害？

為了理解這一切，頂尖科學家、曾任麻省理工學院校長的卡爾·T·康普頓（Karl T. Compton）在 1938 年 12 月寫了一篇關于“技術性失業的騙局”的文章。

康普頓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應該如何思考關于技術性失業的辯論：“由于行業的過時或者使用機器取代工人（或提高他們的生產力）而造成的崗位消亡”？

然后他提出了這個問題：“機器是從阿拉丁的科學神燈中冒出來的神器，用來滿足人類所有需求和欲望的嗎？還是《弗蘭肯斯坦》（雪萊小說）中的科學怪物會摧毀創造它的人？”

康普頓表示，他會一種更接地氣的方式給出自己的見解：“我只會試圖總結我所看到的情況。”

考慮到今天人們對人工智能影響的擔憂，這篇文章仍然與現狀息息相關，其中他言簡意賅地討論了關于就業和技術進步的辯論。

最近，生成式人工智能、智能機器人和無人駕駛汽車方面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技術突破，這再一次讓許多人開始擔心先進技術將取代人類工人，并降低對勞動力的總體需求。

硅谷一些知名的技術樂觀主義者甚至認為，我們正朝著一個失業的未來前進。在這個未來里，一切都可以由人工智能完成。

雖然今天的技術肯定與 1930 年代的技術大不相同，但康普頓的文章仍在提醒我們，對就業前景的擔憂并不是什么新鮮事，最好的解決辦法是運用經濟學來嘗試理解它，而不是把它簡單地當作天才和怪物。

康普頓明確地區分了技術進步對“整個行業”的影響和對個人的影響（通常是痛苦的）。

他總結道，對于“整個行業”來說，技術性失業是一個神話。他認為，這是因為技術“創造了如此多的新行業”，并通過“降低生產成本，使價格降到更多購買者的承受范圍內”，擴大了許多產品的市場。

簡而言之，技術進步總體上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在人工智能時代，這個論點以及它是否還成立的問題，仍然與我們息息相關。

隨后，康普頓突然改變了視角，承認對一些工人和社區來說，“技術性失業可能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比如一個城鎮依賴的工廠不得不關閉，或者一項舊工藝被新工藝所取代。”

（來源：STEPHANIE ARNETT/MITTR）

這項分析充分結合了人們周圍發生的真實故事：數百萬人失去了工作，沒有享受到所謂的技術進步和創新帶來的好處。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一名物理學家的康普頓，曾擔任美國總統富蘭克林·D·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組建的科學咨詢委員會的第一任主席。

在 1938 年那篇文章的開頭，他引用了該委員會 1935 年給總統的報告中的一句話：“維持和改善我們的國家健康、繁榮和快樂，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科學，沒有一個有識之士會否認這一點。”

康普頓斷言，技術進步帶來了就業的凈增長，這并非沒有爭議。根據著名勞工記者路易斯·斯塔克（Louis Stark）在 1940 年發表的文章，在羅斯福總統告訴國會“我們還沒有找到一種方法來利用因工作效率提升而被淘汰的剩余勞動力”后，康普頓與羅斯福發生了“摩擦”。

正如斯塔克所解釋的，根本問題在于“那些提高我們工業效率的技術進步，奪走工作崗位的速度是否會比創造新的工作崗位更快。”

斯塔克稱，當時收集到的數據表明，包括雪茄、橡膠和紡織業在內的各個行業，新機器和生產流程都帶來了強勁的生產力增長。

正如康普頓所說，理論上這意味著能以更低的價格提供更多的商品，那么在理論上人們對這些便宜產品的需求會更多，從而會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

但正如斯塔克所解釋的那樣，令人擔憂的地方是：生產力的提高會以多快的速度導致價格下降和需求增加？

斯塔克認為，即使是那些同意“從長遠來看”工作崗位會重新出現的人，也擔心“下崗的工薪階層‘在短期內’必須養家糊口”。

不過，馬上到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下子帶來了足夠多的就業機會。但對工作的擔憂仍在持續。事實上，盡管幾十年來就業情況隨著經濟狀況而起起伏伏，但人們對技術性失業的焦慮從未消失。

對于當下的人工智能時代，我們不僅可以從 20 世紀 30 年代汲取經驗，也可以從 20 世紀 60 年代初汲取。當時的失業率很高，一些思想家聲稱自動化和生產力的快速增長將遠超對勞動力的需求。

1962 年，《麻省理工科技評論》試圖用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的一篇文章來擊垮這種恐慌。索洛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因解釋了技術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而獲得 1987 年諾貝爾獎。他于 2023 年底去世，享年 99 歲。

索洛在題為《不會讓我擔心的問題》的文章中嘲笑了自動化導致大規模失業的想法。他指出，1947 年至 1960 年間，生產力的年增長率約為 3%。

他寫道：“這沒什么好大驚小怪的，也不等于一場革命。”沒有大的生產力繁榮意味著，不會再次出現第二次工業革命來“解決災難性的失業”。

但是，與康普頓一樣，索洛也承認了快速技術變革帶來的另一種問題：“某些特定種類的勞動力……可能會過時，并在市場上突然降低價格……人力成本可能非常高。”

如今，人們對人工智能和其他先進數字技術感到恐慌。與 20 世紀 30 年代和 60 年代初一樣，2010 年代初也是高失業率時期，因為經濟正努力從 2007-2009 年的金融危機中復蘇。

在那個時代，我們也看到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新技術。智能手機突然爆發，社交媒體正在興起，人們看到了無人駕駛汽車和人工智能的突破。這些進步是否與勞動力需求疲軟有關？它們是否預示著一個失業的未來？

再一次這場爭論出現在《麻省理工科技評論》上。在我寫的一篇題為《技術如何摧毀就業》的文章中，經濟學家埃里克·布林約爾松（Erik Brynjolfsson）和他的同事安德魯·邁克菲（Andrew McAfee）認為，技術變革消除就業的速度，比創造就業的速度更快。

這不僅僅意味著工廠關閉。相反，先進的數字技術（在當時）導致整個經濟大環境籠罩著一片失業的烏云，技術性失業的幽靈再次出現。

我們很難找出總就業率下降的原因，因為它很復雜，它可能只是經濟增長放緩的結果。

但在數據和日常觀察中，越來越明顯的是，新技術正在改變所需的工作類型，雖然這并不是什么新鮮事，但轉型的范圍和速度都令人不安。

工業機器人扼殺了許多原本高薪的制造業工作，現在人工智能和其他數字技術正在取代文書和辦公室工作，甚至是卡車司機這樣的工作。

在 2017 年 1 月卸任前的告別演講中，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談到了“自動化的無情步伐，使許多優秀的中產階級工作崗位被淘汰。”

顯然，需要重新審視康普頓的樂觀情緒。技術進步并沒有帶來不可避免的就業增長，痛苦也不僅僅局限于幾個特定的地點和行業。

2023 年年底，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在接受英國首相里希·蘇納克（Rishi Sunak）提問時宣稱，由于人工智能是“可以做你想做的一切的魔法精靈”，“不需要工作”的時代將到來。

馬斯克補充道，因此，“我們不會有普遍基本收入，我們會有普遍高收入”，顯然是在回答康普頓的反問，即機器是否會是“滿足人類一切需求和欲望的神器”。

也許我們不可能證明馬斯克錯了，因為他沒有給出這種烏托邦式預測的時間表。

你如何反對“魔法精靈”的力量？但當我們嘗試找到利用人工智能擴大經濟和創造新就業機會的最佳方式時，工作崗位消亡的說法會分散我們的注意力。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突破，如 ChatGPT 和其他大型語言模型，可能會改變經濟和勞動力市場。

但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我們正在走向失業的未來。套用索洛的話，問題還沒有出現時，不要杞人憂天。

即使是高盛對生成式人工智能影響的樂觀估計，也認為其對未來 10 年生產力增長的影響約為每年 1.5%。正如索洛可能會說的那樣，這沒什么好大驚小怪的，但這不會終結對工人的需求。

高盛的報告計算出，大約三分之二的美國工作崗位“受到人工智能的某種程度的自動化”。然而，這一結論經常被誤解，這并不意味著所有這些工作崗位都會被取代。

相反，正如高盛的報告所指出的，這些職位中的大多數“只會部分處于自動化環境中”。對于其中許多員工來說，人工智能將成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而不一定會導致裁員。

一個關鍵的未知數是，隨著現有的工作崗位消失，人工智能會創造多少新的工作崗位。估算這樣的就業機會是出了名的困難。

但麻省理工學院的大衛·亞瑟（David Autor）和他的合作者最近計算出，2018 年有 60% 的就業崗位是 1940 年之前不存在的工作。

技術創新帶來了如此多的新工作崗位，其中一個原因是它提高了工人的生產力，增強了他們的能力，并擴大了他們從事新任務的潛力。

壞消息是，當自動化被用來簡單地取代工人時，這種創造的就業機會會受到自動化對勞動力破壞的影響。

正如亞瑟和他的合著者所總結的那樣，現在的一個關鍵問題是“自動化是否像許多研究人員和政策制定者擔心的那樣，正在飛快加速。”

近幾十年來，公司經常使用人工智能和先進的自動化來裁員和削減成本。沒有任何經濟規律表明，創新會比這種自動化更有利于增加和創造就業機會。

但我們有一個選擇：我們可以用技術簡單地取代工人，也可以用它來擴大他們的技能和能力，從而帶來經濟增長和新的就業機會。

康普頓在 1938 年指出，公司需要承擔起限制任何技術轉型痛苦的責任。他的建議包括“社區各行業之間的合作，使一家公司的裁員與另一家公司新的崗位同步。”

在當今的全球經濟中，這聽起來可能已經過時了。但潛臺詞仍然很關鍵：“在這件事上，與其他所有事情一樣，好的管理的基本標準是，主要動機不能是快速獲利，而是為公眾提供最好的服務。”

在人工智能公司獲得前所未有的權力和財富之際，他們也需要對技術如何影響工人承擔更大的責任。

用一個神奇的精靈來解釋不可避免的失業并不能解決問題。人工智能將如何定義工作的未來，我們可以有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