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領域進入“無人區”，中國科技倫理，怎么治？

“科技倫理治理是全世界共同面臨的問題，我國科技倫理治理體系的建設起步比較晚，我們是一個后來者，相關的規范制度還有待完善。”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學部科學道德建設委員會主任胡海巖直言。

9月25日，由中國科學院學部科學道德建設委員會主辦的2021年中國科學院學部科技倫理研討會在中科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舉辦，以“中國科技倫理治理體系的構建”為主題，來自全國相關領域的院士、倫理學家、社會學家、人工智能和生物醫學專家等圍繞科技發展帶來的規則沖突，社會風險、倫理挑戰等問題展開深入探討和客觀反思，為加快我國構建科技倫理治理體系建言獻策。

由“物”到“人”，治理更復雜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趙延東曾在2014年和2020年分別對全國科技工作者開展大樣本問卷調查，了解他們對科技倫理的認知、態度和行為情況及其變化趨勢。

數據分析發現，科研人員認為，我國科技界各種違反倫理原則現象的普遍性在下降。

不過，科研人員對科技倫理還沒有建立特別清晰的認知，尤其并未區分道德和倫理的差異。

近十年來，科研人員總體科研認知水平相對較低，且呈現下降趨勢。

調查結果令與會專家們感到“意外”，卻也在“意料之中”。

“科技發展越來越快，就越凸顯科技倫理的重要性，也就應該更加重視科技倫理的研究、教育和普及。”中國科學院院士裴鋼表示。

隨著我國前沿科技迅猛發展，很多領域進入“無人區”，出現了一些重大科技倫理事件。

專家們認為，當前我國科技倫理治理體系存在政策規范的透明度和清晰度不足；科學普及與科技倫理的宣傳不夠；行政干預與公眾參與的溝通和協商機制不健全等主要問題，建立一套完善規范的科技倫理治理體系迫在眉睫。

那么，究竟什么是科技倫理治理？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樊春良通過對科技倫理問題的歷史考察，指出科技倫理問題并不是孤離存在的，而是與法律、社會等問題聯系一起，因此需要倫理治理的方式，即政府、科技界、倫理學家、社會團體、利益相關者、公眾等以多主體以多種工具、多種方式共同解決科技倫理問題。

倡導和遵循國際公認的科技倫理準則、國家科技倫理委員會、倫理審查和評估機制、法律法規......樊春良列出了科技倫理治理的要素。

科技倫理治理的特點是什么呢？專家們認為，治理包括傳統意義的“管理”“監管”，但不限于此，還包括相關利益者和公眾的參與以及自下而上的參與方式。

治理的工具既包括倫理規范，也包括法律法規。

科學技術的創新發展在讓人們重新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同時，也在不斷突破傳統社會形成倫理規范標準，引發新的無既有準則的社會倫理問題。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正風表示，這是發展的內在屬性所決定的，“科技在消除不確定的同時，也在帶領新的不確定性。

此外，科技發展的對象由‘物’到‘人’，倫理治理相對不再簡單，需要重建人類群里的構成邏輯，形成新的關于行為‘正當性’的社會契約。”

重點領域 各有對策

當前，科技發展與科技倫理治理存在二元對立、相互分割的觀念與行為，科技倫理治理體系依然問題重重。

破解發展和治理的對抗與博弈，需要集體磋商發展目標和塑造共識。

尤其是生物醫學、人工智能等重點領域，更需要有針對性的治理之道。

“靈長類生物醫學是我國最有希望在世界起引領作用的領域，但未來的研究和應用面臨著技術和倫理挑戰。”中國科學院院士、昆明理工大學靈長類轉化醫學研究院院長季維智指出。

他的團隊與國際合作利用猴胚胎體外發育至20天的培養體系實現了人-猴嵌合體胚胎，揭開了人胚胎著床后發育的“黑匣子”。

季維智表示，通過靈長類研究創新聯盟聯合國內優勢力量努力攻關，完善相關治理體系和倫理規范，促進科學深入研究。

新發突發傳染病臨床研究倫理審查存在許多現實困境與矛盾，例如臨床研究本身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和知識窗口，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導致受試者心理壓力劇增，以及醫療機構迫于與病毒賽跑的壓力等。

中國科學院院士、解放軍總醫院第五醫學中心感染病醫學部主任王福生表示，目前在傳染病領域臨床研究的歷史上，國內外關于新冠肺炎相關臨床試驗項目可謂最多，然而暫停及終止的項目約占全部項目的2.6%，這其中倫理審查和監管問題比較突出。

“倫理審批和監管非常重要，為高質量臨床研究提供保障。”王福生指出，倫理審查和監管的目的有4個方面，保證方案的科學性和臨床設計的完整性準確性，保護受試者的權益，保障臨床研究符合規范并且合法，以及在特定情形下，有利于我國領先水平和國家急需攻關的臨床試驗能夠正常進行。建議國家成立應急倫理委員會。

隨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現代社會對數據隱私保護和信息安全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科院自動化所復雜系統管理與控制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王飛躍提出要反思西方科學與技術倫理的體系與實踐，與時俱進，增量思維，創立適合新技術，面向智能新時代新的科技倫理思想與技術保障體系。

為此他的團隊提出了“聯邦生態”的概念，通過聯邦共識、聯邦激勵、聯邦合約和聯邦安全等智能技術促進／落實智慧時代的文化規范與社會倫理，讓科技倫理也能夠可持續性的“綠色”發展。

多方磋商 還需法律約束

倫理一詞的出現，便定義了行為“正當”和“善”的屬性。盡管前瞻性預見“科技不倫理”的行為很難，但卻很有必要。

科技向善要靠法規約束，這是實現前瞻性預見的重要方法。

“并不是簡單地設置禁令，而是構建新的科技倫理治理的支撐框架，在實現科技發展的同時不至于喪失正當性。”李正風說。

專家們指出，科技倫理治理需要更廣泛的集體智慧，建立倫理委員會十分重要，其成員應是多學科背景，比如臨床專家、****學專家、統計專家、法學專家、倫理學家等組成。

如今，科技倫理治理已不是一國之問題，而是全世界共同面臨的問題，國際科技倫理治理體系構建的經驗值得借鑒。

比如，日本采取的“以高水平磋商為基礎，推進科技倫理治理法規”方式，美國實行法律建設與總統咨詢相結合的方式。

專家們建議，在我國的管理體制下，治理體現的是多元利益主體協同的過程，既應涉及管理體系的構建，還應強調公眾價值觀的形成，需要盡量減少單一官方色彩，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方式，促進前沿科學家、高水平社會學家、倫理學家和政治學家共同磋商。

編輯 | 趙路
排版 | 郭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