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馬硅谷新能源：依然僵凍的政策市場

　　會是哪里?中美：誰占制高點?

　　在去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做采訪的那天，我特意在伯克利分校的校園里轉了轉。5月初，正是美國大學快要放暑假的時候，而在校園北門和有名的Sather Gate(1960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的地標之一)，一小群示威人士一點不得閑，或靜立或吹打呼號，示威也示得滿愜意。他們是伯克利分校的合同工，經濟危機下，飯碗不能自保，故向校方示威抗議。受損必有受惠。我所要去的勞倫斯實驗室，正是經濟危機的一大受惠方。

　　在奧巴馬開出的經濟刺激計劃方案中，若干款項就撥向進行能源研究的院校和研究機構，勞倫斯國家實驗室當然在其列，而且其主任——朱棣文不久前更直接被奧巴馬召喚到華盛頓出任新一任能源部部長。

　　David Fridley是該實驗室能源與環境部中國能源小組的研究員。跟前兩天在硅谷見到的企業家、VC不同，David是一個對所謂的新能源概念、技術概念不太感冒的人。一坐下來，他就聲稱，“我們這個部門并非致力于開發新能源，去擴大所謂供應量。”他認為，通過對現有能源的高效利用完全可以做到更便宜、更清潔，“有時人們管這個那個都叫清潔能源、綠色能源，我懷疑他們只是出于市場需要，比如想要拿點補貼什么的。你跟硅谷的人談，他們總在給你鼓吹他們的技術，可是技術并不是第一位的。”David在中國居住和生活了二十多年，對中國的能源使用和環保監管現狀相當了解，知道存在大量技術閑置與浪費現象。“一項先進的技術被引進和運用到一個錯誤的環境中，它仍然是低效的。”

　　所以他一再跟我強調，現在對于中國能源運用最切實也是最重要的不是發展可替代能源，也不是追逐新潮技術，而是節能減排、提高現有能源使用效率，同時改善環保監管體系、投資于人力資源、軟件以及管理。他說，后面幾項軟投資“是中國特別應該向美國學習的地方”。“千家企業計劃，”David突然用中文說出這個特定詞，“就是我們項目組跟中國政府合作的一個范例，要求耗能最大的千家中國企業在‘十一五’期間實現節省1億噸標準煤。”

　　作為一個中國人，美國能源基金會高級副主席、中國可持續能源項目主任林江當然更加深諳中國環保與新能源事業中的短板所在。在舊金山他那裝了各種節能裝置與材料的辦公室里，林江接受了《中國企業家》的采訪。他指出，中國對新能源發展仍然缺乏一套長效機制與安排，比如怎么增強國家在這方面的基礎研發能力?比如怎么讓補貼機制更市場化、更具體而不是現在的財政化且籠統?他說，中國政府部門里新能源與環保人才的欠缺是引進國外先進經驗的很大一個掣肘。“比如本來加州這邊有一個很好的經驗可以傳到中國，我們抽調出人力去做了，但中國方面卻找不到人對接與配合。”

　　林認為，美國傳統汽車業如今的全盤覆滅是值得中國吸取的一個很好教訓。“為什么底特律現在不景氣?就是因為整個行業都放棄遠見，被既得利益捆綁。1970年代美國第一次定燃油經濟性標準，但到了2007年，才第二次修訂。這是一個很大的失敗。底特律產業勢力多年一直通過它們在國會的力量抗拒變化，不管是抗拒經濟性用油車標準，還是抗拒全國健康計劃，最終走進死路。”

　　“新能源這事必須需要有遠見的人站出來，超越傳統既得利益，帶領大家往前跨一步。”林說，現在奧巴馬和朱棣文，正是美國這樣的人物。而中國呢?他認為，中國并不缺乏來自高層的新能源意識與戰略，但是由上至下傳導過程中，由于政府相關部門的治理與監管能力不夠，導致效率損失嚴重。

　　“所以，盡管是同時意識到新能源戰略之重要，但美國因為它各方面的基礎體系強大有效，一旦跑起來會很快。”林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