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資委專家細述電信失衡兩誘因

　　在近日進行的中國聯通、中國網通香港上市公司的業績發布會上，中國聯通董事長常小兵和中國網通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左迅生都談到了運營商非對稱管制的問題。在電信重組之后，這兩家運營商將合并為一家，而非對稱管制怎樣進行，實施到何種程度無疑將影響著每個電信運營商的命運。

　　所謂“非對稱管制措施”是指政府部門在壟斷行業所形成的新格局中，對同行業中不同的經濟實體，施行不同的政策、措施，以利于這種新的格局朝良性方向發展。日本和韓國都曾實施過電信非對稱管制。

　　而我國在今年5月底開始的新一輪電信重組也就是為了打破目前的電信失衡狀態。在重組之前，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和中國網通三家電信運營商的利潤之和仍與中國移動相去甚遠，本輪重組完成，原有六大運營商合并為三家，且都進行全業務經營，其初衷就是為了能夠打破中國移動一家獨大的局面。

　　重組之后，合并了中國鐵通的中國移動做TD-SCDMA 、收購了中國聯通CDMA網絡的中國電信發展CDMA2000業務以及中國聯通GSM和中國網通合并建設WCDMA幾已成為定局，即便如此，后兩家電信運營商仍難與中國移動勢均力敵，所以，運營商已經參與到了政府組織的非對稱管制措施的討論中。

　　但是，在采訪國資委研究中心新產業研究部副部長盧奇駿時獲悉，“半年內很難推出非對稱管制政策。”盧奇駿認為，盡管新電信和新聯通希望加快實施非對稱管制，但因非對稱管制缺乏法律和體制保障，很難在短期內上升到執行層面。

　　韓國的非對稱管制例證可以解釋為何上述兩家運營商為何對此如此熱衷。韓國2004年實施了非對稱管制市場份額限制以及單向攜號轉網政策。當年，該政策不但影響了主導運營商的移動用戶數量，而且還促使其部分中高端用戶流向弱勢運營商。該政策的另一個影響就是各運營商的營銷費用激增，尤其是為獲取新用戶所支付的費用。

　　“非對稱管制中最嚴厲的做法是市場份額限制。像韓國那樣，對主導運營商的用戶數量進行限制。其次是號碼可攜帶。再次是網絡資源共享等。鑒于我國基礎網絡資源的大部分是國有資產，無論是從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角度，還是從促進電信行業健康發展的角度，都應該盡快實現網絡資源共享。我國在這一方面十分落后，連最基本的共享——站址共享也未實現，而歐洲已經做到了核心網層面的共享。”盧奇駿如是說。

　　僅僅靠非對稱管制就能實現產業平衡嗎？盧奇駿對此有著不同的理解。他認為電信法缺失和管制體制不健全才是形成產業發展失衡的主要原因。“電信行業本身是一個非常復雜的行業，利益調整難度極大，需要專門的法律調節以及專門的機構進行規制。但是，直到現在，我國電信法出臺仍遙遙無期。由于缺乏法律權威，單憑行政手段無法有效制約不正當競爭行為。壟斷大行其道，無序競爭、惡性競爭頻仍，產業焉能實現均衡發展？

　　“而且，直到現在我國也沒有獨立的電信監管機構，政府既是行業管理者，也是監管者，定位不清楚。從另一個角度看，運營商都是國有企業，國有資產最終屬于政府，行業管理者無法擺脫與運營商之間的隱性產權紐帶關系，這無疑增加了監管的難度。”盧奇駿說。“不解決法律缺失和體制不健全的問題，所有的重組和非對稱管制都很難達到預期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