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對華新能源反傾銷為何高舉輕放

　　美國商務部發布對華太陽能組件反傾銷調查的初步結論，認定先前由美國太陽能世界公司等提請調查的中國太陽能組件出口存在一定程度的政府補貼，補貼幅度從2.9%到4.73%不等，從而構成了傾銷。這是自去年10月份美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接受數家美國主要太陽能生產企業提請反傾銷調查申請后首次做出的結論。從目前公布的初步調查結論來看，美國商務部并沒有如太陽能公司所愿，對中國的太陽能生產企業做出較重的處罰結論，如不出意料，將于5月份公布的最后調查結論也不會進一步加重對中國太陽能生產企業的處罰。那么，為何美國要在此刻開展對華的新能源反傾銷調查，又為何在調查結論上高舉輕放呢?

　　從近期美國總統奧巴馬針對其國內能源發展政策及相關議題的連續表態中，不難看出，中國對美新能源組件的出口，不僅關涉中美間貿易和就業等經濟問題，還牽涉美國的能源發展戰略，其進展對奧巴馬在其本屆總統任內最后一年繼續執行綠色新政有著特殊的意義。

　　在美國能源發展戰略版圖中，提高能源自給率以保證其安全是朝野共識，圍繞這一目標，逐步擺脫對中東石油的依賴，提高本土及周邊地區能源生產供應能力，改善能源利用效率等舉措都是其題中應有之義。只不過，具體到如何依賴美國本土資源提高其能源自給率的問題上，美國社會不同利益群體間仍存在極大的分歧。自奧巴馬政府提出側重于發展新能源的綠色新政以來，以生物質能，風能，太陽能以及能效技術等為主的新能源成為美國實現能源自主的重要選項。盡管這一政策受到了來自傳統能源利益群體的各種挑戰，其實施及效果的顯現都尚需時日，但卻無疑得到了多個油氣資源短缺，力圖發展新能源的州政府的支持。可以預見，隨著這一政策的穩步推動，新能源發展必將在美國擁有越來越強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基礎。

　　然而，新能源生產在技術及產品特征上有別于傳統能源。體現在對資源環境的依賴上，新能源的生產過程盡管也有賴于礦物等自然資源，譬如硅礦、風力資源等，但從礦物等自然資源到最終的能源產品，其中最為關鍵的新能源半成品及零部件加工環節，不僅比較獨立，且對生產及制造的工藝要求較高，也就是對具有一定工藝水平的熟練勞動力有著較高的要求，這意味著在新能源供應的成本結構中，熟練勞動力密集型的半成品加工占有較高的比例。

　　油氣資源轉化為能源供應的過程則屬于資源密集型。因而，如奧巴馬政府寄望發展新能源，那么就必須解決新能源產品較之于油氣能源品的競爭力問題。尤其是在美國油氣能源可以通過提高本土及周邊地區供應能力的方式來維持其較低價格及競爭力的情況下，新能源發展的有效性就更備受爭議。如新能源的供應無法體現出一定的經濟性，那么即便是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發展低碳經濟的大背景下，新能源也無從證明其對美國能源多元化及安全的重要性。

　　實際上，就在過去的一年里，由美國政府推動的新能源本土生產挫折不斷，數家主要新能源廠商連續倒閉，幸存下來的廠商或在繼續減產或在計劃轉移生產基地，盡管美國本土新能源生產能力不斷下滑是推動本次對華新能源反傾銷案的直接導火索，但其真正主因絕非來自中國市場的競爭。

　　其實，中國長期積累的制造業生產優勢正是新能源與油氣能源競爭中所最需要的競爭力來源，在某種程度上，世界范圍內也只有中國的制造業才可以幫助全球市場降低新能源的生產成本，推動新能源的市場化進程，加之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制造業在新能源上的生產優勢有足夠的便利條件通過貿易的方式惠及美國等國際市場，從而在客觀上支持了美國關于其能源多元化及安全戰略的實施，這正是為何在近期美國本土新能源生產下滑的同時，卻對中國新能源組件產品出口采取較為寬松政策的關鍵所在。

　　當然，在長期看來，美國借助中國新能源產品來為其綠色新政助力的做法，無非只是一個過渡政策。一方面，在主觀上，美國能源政策的最終目標仍不會脫離自主和安全兩大范疇，這一趨勢是由能源產品對一國非傳統安全上的特殊意義所決定的;另一方面，客觀上，隨著新能源產品生產技術和工藝的不斷改善，以及中國一般制造業成本的逐步提高，中國在新能源生產上的優勢只能在短期內維持其貿易競爭力，美國本土新能源生產成本的下降必會逐步帶動其生產的回流。

　　就此意義而言，本次美國對華太陽能組件反傾銷調查案的“高舉輕放”只不過是短期內依賴中國制造業提升其本土新能源發展程度的一種策略，而絕非反映了美國社會對中國新能源組件產品出口的真實態度及戰略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