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產業尚需破解三大難題

　　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已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拉開帷幕。面對全球氣候變暖這一重大挑戰，與會各國能否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的基本框架內達成共識，并簽署新的法律性文件，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為妥善應對氣候變化，我國政府已向世界各國做出莊嚴承諾。今年11月25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到2020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將比2005年下降40%—45%，并將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此次會議同時還決定，到2020年，我國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將達到15%左右。要實現這一目標，除了在生產、生活各個領域使用節能產品之外，風能、太陽能等新能源的應用及推廣也將起到關鍵作用。

　　近年來，我國新能源產業得到快速發展。目前，我國已是風電設備生產大國，擁有80多家風電整機廠;從2006年開始，我國風電累計裝機容量連年翻番，到2008年已達到1215.3萬千瓦，占全國發電總裝機容量的1.5%;2007年，我國太陽能電池總產量躍居全球第一，2008年延續了高速增長的趨勢，全年產量超過2GW。

　　盡管我國新能源產業在制造領域已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但其應用環節卻遠遠滯后于制造業的發展進程，發電成本遠高于傳統能源是制約新能源市場推廣的主要原因。從德國等新能源普及率較高的國家來看，無論是風力發電還是太陽能光伏發電，政府補貼電價都是推動新能源應用的原動力。由于化石能源的稀缺性，其發電成本將逐年升高，而隨著技術的進步，新能源發電成本則將逐年降低，當兩條成本曲線交匯于一點之后，就意味著新能源產業正式走上了市場經濟的軌道。因此，政府補貼的意義就在于幫助新能源企業提高技術水平，讓兩條曲線交匯的時間點盡可能提前。換句話說，今天的補貼正是為了明天不再補貼。

　　除政策扶持之外，突破技術瓶頸也是新能源企業的“必答題”。一方面，發電成本的降低要依靠技術的進步;另一方面，新能源發電在并入電網的過程中也有很多技術難點需要解決。風能、太陽能都是隨機能源，其與生俱來的不穩定性會對電網的調度、管理帶來不便，這就要求整個電網走向智能化。此外，我國風電的發展還面臨一個特殊的困難，就是我國風力資源大多集中在西部和北部地區，而用電負荷中心主要在東南沿海地區，這也對電網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新能源的發展必須借助發達國家的技術支持。在美國總統奧巴馬訪華期間簽署的《中美聯合聲明》中，明確提出了哥本哈根會議的成果應包括“實質性地增加給發展中國家的資金幫助，促進其技術開發、推廣和轉讓”。全球氣候變暖是過去200多年來工業化的結果，我們堅持世界各國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一原則，意味著在全球減排溫室氣體的行動中，西方發達國家必須承擔在資金和技術兩個層面幫助發展中國家的義務。

　　事實上，減少碳排放已不僅僅是一個環境保護議題。《貨幣戰爭》的作者宋鴻兵認為，西方國家提出的“碳貨幣”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世界統治精英的戰略利益”。盡管我們不能完全贊同其觀點，但“減碳”議題的背后的確隱藏著國與國之間利益的博弈。近日，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CDM)執行理事會以懷疑中國利用產業政策“套取”補貼為由暫停核準對數十家中國風力發電場的補貼;而在11月初舉行的第二十屆中美商貿聯委會會議上，中方出于善意也表示同意取消風力發電設備投標中的國產化率必須達到70%的現行政策。新能源產業已經是一個全球化的產業，中國可以從歐洲國家的政策中獲益從而實現新能源制造業的跨越式發展，也可能因為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而面臨市場縮水的困境。中國新能源產業要駛上快車道，除了需要開啟政策和技術這兩扇大門之外，還必須學會應對形形色色的貿易摩擦，在競爭中提升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