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考研如此火熱？學歷崇拜還是能力背書

作者 ｜ 李俠

又到了每年研究生復試的季節，近三年來，國內連續出現大范圍的考研熱，今年更是達到令人震驚的規模。
教育部數據顯示，2022年全國碩士研究生報名人數457萬，比2021年增長80萬，增幅達21%，但錄取人數不升反降，僅為110.7萬，錄取率只有24.22%。這一考研規模約占今年畢業生總數的一半。
為何今年的考研如此火熱？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這些都是值得深入挖掘與思考的問題。

考研熱背后的社會原因

在厘清考研熱現象產生的內在原因之前，需要從宏觀層面簡單分析造成這種局面的外部社會原因。
首先，由于疫情與各國出入境管制的變化，造成考研的國際分流快速縮減。新冠肺炎疫情導致最近三年國內出國留學的人數大幅減少，使得考生大量回流，這一方面助推了報考規模的擴大，另一方面也加劇了國內考研的競爭強度。
在這方面，我們不妨看看疫情前的2019年我國出國留學生規模，就能深刻體會到國外高校的分流作用對于緩解我國高等教育發展不充分是何其重要。
教育部的相關數據顯示，2019年度，我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為70.35萬人。
按照國人的習慣，大多是讓孩子在國內讀完大學后再出國讀研，即便我們把這個比例定在60%，也有將近42萬人到國外讀研。
由此可見，回流規模極大地影響了國內考研的整體規模與競爭強度。
從最近兩年各高校錄取分數線逐年提高的事實中，我們就可以印證這一猜測。
其次，由于疫情與國際環境的變化，國內市場的萎縮日益嚴重，導致個體選擇的替代效應大范圍出現。
畢業生就業困難，使得那些原本準備參加工作的人只好回到考研賽道，用考研規避就業困難的現實。
多年前，筆者就曾撰文指出，中國缺的不是人才而是市場。今天這個局面也間接印證了筆者的猜測。
第三，全球化時代，社會整體的科技發展水平越來越高，為了能更好地適應社會以及提高競爭力，多讀書是適應時代發展的必由之路。
考研既能實現個體獲得知識的目的，還能通過文憑獲得社會承認，實在是一舉多得的理性選擇。
基于上述原因，這種考研熱潮仍會持續很久，畢竟有大的時代背景支撐著這種趨勢。
但現在的問題是，個體為何會如此義無反顧地加入到考研大軍中來？在學歷“通貨膨脹”日益嚴重的當下，難道他們不知道學歷在貶值嗎？這種熱情是簡單的學歷崇拜現象所能解釋的嗎？這種選擇是理性還是非理性的？

熱情如何轉化為現實能力

在回答上述疑問之前，我們首先要明確一個基本問題——學歷和獲得知識并不是一回事。
僅從追求知識的角度來說，渠道是多種多樣的，為此付出任何努力與競爭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畢竟一個社會知識庫存總量的增加，對于整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提升是有益的。
如果按照理想狀況，一個人在追求知識的同時還能獲得學歷，那么對于個人與社會而言無疑是雙贏。如果僅僅為了獲得知識，可能并不一定要讀研。
但是，如果一個社會對于某個體所擁有的知識和能力在短期內無法識別并檢驗，為了降低鑒別成本，它就只能通過對該個體所擁有的學歷證書的承認，間接承認其能力，沒有證書則不予承認，證書的存在相當于為其擁有的知識背書。
從這個意義上說，追求學歷就是個人對自身知識的確證過程。缺少這個憑證，除了所擁有的知識無法被承認外，還可能遭遇被社會拒絕與歧視的困境，尤其是在社會評價體系嚴重落后的背景下，獲得學歷的重要性顯而易見。
筆者曾就知識與學歷兩個指標做過一個四象限圖，具體組合結果如下：1.有學歷/有知識；2.有學歷/無知識；3.無學歷/有知識；4.無學歷/無知識。
在當今時代，第四種組合在就業市場上幾乎無法生存。
最令人氣憤的是第二種組合，一旦這種情況泛濫，必然會導致人才市場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現象。
活得最憋屈的是第三種組合，才能總是無法被及時承認，這是任何一個文明與體面的社會所不能接受的存在方式。
因此，第一種組合是最理想的獲得知識的模式，而如今考研熱恰恰是當代年輕人看似盲從實則非常理性的選擇。
從長遠看，考研熱還能打破精英階層對社會階層流動與躍升的壟斷。
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認為，盲目崇拜文憑會帶來優績至上的弊端，精英們會不自覺地把成功與失敗道德化，結果造成整個社會的撕裂與不滿。
由此，桑德爾得出結論——大學文憑的武器化表明，優績至上可以淪為一種暴政。
他甚至指出，哈佛大學和斯坦福大學2/3的學生來自美國收入最高的前10%的家庭。
客觀地說，桑德爾觀察到的現象都存在，但是他的解決辦法在筆者看來并不能成立，所謂“以道德情懷投身公共利益”于事無補。
優績至上至少保證所有人的機會公平，總比其他莫名其妙的原則更可取。
筆者的主張很明確：反其道而行之，稀釋精英的傲慢。
要知道，這種優績至上是時代發展的必然，它在全球范圍內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中國的情況與此類似，甚至更嚴重，比如曾見諸報端的深圳某中學招聘教師，大多數應聘者都是清華、北大的碩士、博士畢業生，難道不是這兩所學校畢業的學生就不能教中學的課嗎？這種情況固然令人惋惜，但我們無法責怪任何一方。
盡管文憑貶值帶來的內卷已經很嚴重了，但如果沒有文憑，你甚至連參與游戲的機會都沒有，通過考研擴大知識階層的規模，能從總體上稀釋精英的占比，從而逐漸打破精英們所習慣的通過精英教育進行階級再生產的企圖。
我們不妨從世界著名大學選拔人才的模式，看看精英教育與大眾化教育所帶來的變化。
根據2022年U.S.News世界大學排名，排名前十的大學中，美國占8席；前百名中，美國占43席。
如果把美國頂尖高校看作精英教育代表，并以此作為人才衡量標準，那么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都將被看作非人才，也無緣實現階層躍升，長此以往，圍繞這套標準就會產生精英階層固化的刻板印象。
好在，世界上還有很多不那么知名的高校。這就給初始條件一般的潛在人才提供了大量機會，使他們有可能通過普通高校的平臺脫穎而出。
當他們成功了，也就增加了社會上精英的總量，那些傳統名校生產精英的權重自然會下降。
這就是典型的精英稀釋模式。
美國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曾在《文憑社會》一書中刻薄地指出：成績與創造力之間沒有關系，甚至可能有反向關系。
從人力資本投資角度看，考研熱是一個好現象，對個人與國家而言都是雙贏。
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熱潮有助于提升整個社會的文化基準線，有利于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落地與推進。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把這種熱情轉化為現實能力。適度擴容是當務之急。
教育領域也應該放權，讓學校有更多的自主權，從而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優化。
目前很多高校招生名額嚴重緊缺，不少學校出現老師比招生名額還多的現象。
此外，擴大開放，讓學生們走出去，這是我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取得的成功經驗，必須堅持下去。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

《中國科學報》 (2022-03-22 第3版 大學觀察)

編輯 | 宗華
排版 | 郭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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