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傳感器多學科“艦隊”啟航

　　史建國舉例道，比如固定化酶傳感器是傳感器領域研究最多、商品化最成功的分析產品。但由于酶分子元件缺乏，沒有核心競爭力。另外，生物傳感器上的核心部件醋酸纖維素內膜，這張小拇指蓋大小、只有發絲三分之一厚的膜，需要在上面涂一層層的生物材料，但長期以來國內的人工方式很難涂抹均勻，由此造成了性能穩定性不足，直到現在這一工藝還被國外掌握著。“可以說，整個生物傳感器的鏈條沒有串起來。”史建國總結。

　　而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員張先恩則認為，中國生物傳感研究存在兩個主要問題，一是引領性研究不夠，二是產業化薄弱。不過，“現在論文多了，研究水平比較高了，經費強度也今非昔比，若能調整研究價值取向及評價導向，加上鼓勵創新創業的政策和加強保護知識產權，再通過聯盟建設，提升中國的生物傳感產業競爭力是十分樂觀的”。

　　布局多學科交叉體系 時間表體現科研人雄心

　　人們用“搞生物的不懂電子，搞化學的不懂制造”來形容生物傳感器各行業“單打獨斗”的局面，但并不是所有的單位都受困于此。

　　作為我國唯一實現生物傳感器產業化應用的科研單位，山東省科學院生物所已先后研制出葡萄糖、還原糖、乳酸等多種生化分析傳感器，產品占國內食品發酵市場95%以上(其余5%為進口產品)，打破了國外技術封鎖。

　　記者了解到，在這一系列成果背后是一支多學科交叉的研發團隊。史建國表示，山東省科學院生物所是偏向于應用的科研機構，科研成果既注重高精尖，也注重“接地氣”，在“論文導向”方面相對超脫。

　　此次，該所牽頭組建的“跨部門、跨行業、跨區域”的生物傳感器研發布局，能否推動中國生物傳感器從“世界第一論文大國”向“第一技術大國”轉變?史建國給出一張時間表：“以利益共同體的形式將大家撮合到一起，爭取每年研發100種以上新技術、新產品、新裝備，培育生物傳感器產業集群，發展生物傳感器產業基地。5—8年左右時間，使我國生物傳感器國際市場占有率從目前10%提高到20%，而我們的目標是50%。”

　　時間表體現了這些科研人的雄心，但雄心的成色，還需時間驗證。

　　記者手記

　　盡管不愿承認，但我國生物傳感器行業存在著不止一處的“卡脖子”難題是不爭的事實。

　　諸如酶分子元件缺乏、醋酸纖維素內膜工藝缺失等難題暴露出行業的底氣不足，也疏遠著這項“懂你”的技術與百姓的距離。而這也成為本次“聯合艦隊”最終合成一體的根本原因。

　　回歸理性，核心技術的攻克需要時間的積累，也需要方法的對路。這個關鍵的方法，無疑是人——如何發揮科研人的主觀能動性。

　　20年的呼吁“沒有下文”，根本原因在于沒有找到人的“撮合之道”。試想一下，在原先科技成果轉化相關法律尚不完善，且科研環境的“論文導向”下，身處實驗室的科研人有何動力做一項“一眼望不到邊”且對自己沒有用處的技術?

　　好在中國的科研人有情懷，他們沒有放棄對生物傳感器科研高峰的攀登。而中國生物傳感器行業的“三宗最”，也是這種情懷的反映。

　　正因為這種情懷，當中國第一個血糖儀的發明人及試劑條產業開拓者胡軍教授在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里看到那張出版于20年前的、泛黃的《科技日報》時，難掩感慨;同時，也讓山東省科學院生物所所長史建國發出了“20年前的召喚，當今的使命”的感嘆。

　　所以，當他叩開其他24家大學、院所、企業的大門并表明來意時，迎接他的不是遲疑、猶豫，而是“非常同意，期待參與”的答復。

　　史所長跟我說，這是中國生物傳感器同行們共同的心愿。

　　20年前，當國外拿著最先進的基于溶氧電極的葡萄糖測定儀卡住我們的“脖子”時，史建國和同事們不服氣，用“中國首臺”回敬了對方。

　　如今，當相似的“卡脖子”一再上演，他和國內同行心底的“不服氣”再次涌現，“聯合艦隊”瞄準卡脖子難題是他們的姿態，更是他們尋求答案的手段。